19世紀下半葉，文化史研究在西方興起。距今兩千多年的《論語·微子》有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很大程度上，這句警世名言也是史家在歷史研究過程中用以引導后人不斷思考、總結成敗得失的一個有力佐證。

同理可證，文化史作為歷史學與文化學交叉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尤其在民眾啟蒙與文化認同方面，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披上了一層天然經世致用的外衣。同時，這也被認為是文化史較之單純的政治史學與歷史學的一大特色。

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是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重要支撐。基于此，文化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常意義上，文化史學既注重啟蒙，又重視認同。用唯物辯證法的眼光來看，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對立統一關系。而這一點，在已故歷史學家、主修歐洲古代及中世紀歷史文化的閻宗臨教授所著的《歐洲文化史》中有著恰如其分的詮釋……

書中分為《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歐洲史要義》、《巴斯加爾傳略》四大部分。以辯證史觀角度，從文學、宗教、政治、風俗、雕塑、繪畫、音樂、科技等人類發展的多方面來重新審視歐洲文化，不僅很好地凸顯了歷史的互動性，更將千年來的《歐洲文化史》以一種不落俗套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向讀者呈現……

書中指出，近代歐洲的悲劇始于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的靈魂與核心則是人文主義。縱觀整個歐洲史，沒有比文藝復興再蓬勃，再值得為之歌功頌德的。盡管書中沒有明確闡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起源卻要追溯到一場中世紀人類共同的災難——黑死病的傳播。

自1347年開始，一場由鼠疫引起、傳染性與傳播速度極強的黑死病瘟疫在歐洲大肆蔓延，導致2500萬歐洲人死亡，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這個比例無疑是相當驚人的。所以，這場大規模疫病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近代歐洲悲劇。

諷刺的是，正是這場被當時統治歐洲的會視為“天譴”的黑死病的爆發，才逐步催生了文藝復興。教會認為，黑死病是上帝施加給人類的懲罰，人們只有通過祈禱、懺悔等方式來洗脫自己的罪孽，如此才能消除瘟疫。然而，在勢不可擋的疫病面前，任何祈禱與懺悔都是無力的，就連與上帝同在的教皇和高貴的神職人員都無法幸免。于是乎，人們質疑神權統治的權威是必然的。

在這種悲觀厭世的情況下，意大利人文主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狠狠批判了當時的會，嘲諷教會的黑暗統治和罪惡，歌頌愛情是才華和高尚情操的源泉，體現了難能可貴的人文主義思想，由此揭開了文藝復興的序幕。這便從事實上論證了近代歐洲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的關系，也是支持上述觀點的有力論證。

書中擷取近代德國、意大利、俄國、英國、法國、希臘等歐洲主要國家之文化特性，對近代以來的歐洲文明從思想的源流上進行重新審視和有力批判，深刻指出了歐洲思想史及發展過程中的諸多瓶頸和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說明了本書的中心知識點，即近代歐洲的文化特征正是機械文化與經濟作用的配合。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機械”可以從廣義上理解為既能解決理論問題、又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書中認為，正是這種生產力的進步才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改變，而人類原有的力量逐步降低。用機械來轄制自然，而日常生活也幾乎完全依靠機械來完成，除了實用價值，實則人類已距離失去信仰不遠矣。這就是近代西方人試圖掌控自然必然要付出的代價。閻宗臨先生將這一現象歸咎為“近代歐洲思想之悲劇”。

從這個角度來說，閻宗臨先生對14世紀—16世紀以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一一給予了批判性審視（私以為整本書中，對近代德國的批判最為深刻也最為客觀）。因此，書中提出“近代歐洲的悲劇始于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的靈魂是人文主義”的觀點可謂有理、有據、有節，絕無粗俗卑鄙，如此，可謂之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