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文化市場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滿足人民文化需求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藝術發展中心副主任孔蓉在接受《經濟》記者專訪時表示，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二者相得益彰、互為補充。文化事業發揮著樹旗幟、聚民心、育新人、揚傳統的社會功能，文化產業則需要通過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通過市場消費行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豐富需求。“建設文化強國要正確理解國家的整體戰略部署，打造一體化、多維度的文化軟實力。無論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必須體現意識形態的導引和文化價值的責任和擔當，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發展文化產業需要文化事業的引導與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不能替代文化事業的發展。”

實施“德智體美勞”是對青少年進行全面的素質教育。孔蓉認為，其中的“美”是五育中重要的基石，而藝術教育是美育很重要的抓手。在國家的“大文化”戰略背景下，教育與文化密不可分、互為補充。無論是九年制義務教育中的音樂、美術課程開設，還是開展校外社會實踐活動與社會藝術考級培訓，藝術普及與美育教育都發揮著“育新人”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國的藝術教育體系涵蓋青少年社會藝術培訓、職業教育和專業高等教育三部分，三者應互為協同、相互交融。但由于條塊分割缺乏整體的政策協同機制，有些壁壘有待打通。圍繞“育新人”的目標，應大力強化普惠性的藝術普及教育，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藝術門類，強化孩子通過藝術生發對美的感受和認知，將德、智、體、勞與美育有機融通。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文化生活的演進，藝術在實踐過程中發展，門類漸趨多樣化，繪畫、音樂、舞蹈、戲劇、電影、雕塑、攝影、曲藝、雜技等。“我們還有待于完善藝術普及的體系化構建，在課程設置、師資培訓、社會實踐、技能應用等方面均有待加強。”孔蓉說。

令人期待的是，2022年9月，新版義務教育藝術課正式“上線”，藝術課程由原來的音樂、美術兩科變為五科，新增舞蹈、戲劇（含戲曲）、影視（含數字媒體藝術）。“新三科”的開設讓藝術教育在義務教育階段初露鋒芒，但藝術教育系統的學科構建能力還有待挖掘。

孔蓉有十幾年的藝術教育管理工作背景，在她看來，藝術普及型教師與社區型全科醫生有相似之處，即使是音樂課和美術課的教師，也可以統稱為“藝術課教師”，更多的工作是激發出孩子對不同藝術門類的興趣，為后期的職業和專業教育人才培養奠定更為廣泛的基礎。孩子在學校業務教育階段培養出一定的興趣后，更加廣泛、深厚的社會藝術普及教育可以交給校外的市場主體承擔。之后就可以進入到專業培養階段，即中高等職業教育和專業高等教育。“整個藝術教育的構建體系如果能分層級、分目標、分階段系統推進，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育新人’的問題。”

此外，藝術普及教育一定要以培養興趣為目的，而不是技能灌輸型教育。要實現孩子核心素養的真正落地。要秉持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目的是提升孩子對藝術的審美力、對文化的感知力、對世界的想象力、對科學的創造力。

近年來，我國基層文化單位“文化三館”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已經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陣地。但公共文化服務不能僅停留在一點、一地，要推倒“圍墻”，打破行業的壁壘和條塊分割，讓公共文化服務惠及更多人群，從而提升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實現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有機協同。

伴隨文博行業轉型升級，博物館、藝術館已成為不同年齡段游客的熱門時尚“打卡地”。眼花繚亂的文創、拍照、打卡的游覽方式雖吸引了人流量，但短暫的“火熱”似乎并不是長久之計。博物館爭相開發文創產品無可厚非，但盲目跟風帶來對質量的爭議。有專家指出，目前文創產品普遍存在質量不過關、形式雷同、實用性不強等問題。

對此，孔蓉表示，文博文創發展受困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是設計者需要加強自身的文化和藝術修養；第二是設計應強化在審美性、功能性、實用性等方面的有機協同；第三是在工藝制作水平與性價比控制方面也需要強化；第四是需要強化品牌包裝宣傳，提升市場營銷能力。“文創產業是鏈條式的結構，缺了哪個環節，都很難轉起來，難以形成良性循環。”

那么，博物館、藝術館等文化設施該如何真正發揮文化的傳承和傳播作用？孔蓉再次談到“藝術普及”的概念。“科學在普及，藝術也需要普及。其中美育就是藝術普及的一部分，三館應該承擔更多對藝術普及與美育教育的社會責任。”藝術普及要有理念的傳達，還需要有效的方式，在產品和服務上的提升。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設施的核心在于其館藏和藝術品本身的價值。依托這個空間，應該更多地發揮藝術傳播、交流和普及的作用。

隨著新消費群體的崛起，美術館、博物館等僅僅通過陳列展示藝術品與文物、單向、靜態的傳遞方式，顯然已經不足以滿足受眾的需求。新形勢下，如何“讓文物活起來”，讓藝術普及真正走進民眾心里？

孔蓉表示，建立沉浸式、互動性的文化藝術傳播空間，搭建與大眾的對話平臺，是“三館”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藝術美育中心可以通過藝術沙龍、公益講座、展覽展示、藝術實踐等形式，進入學校、社區、鄉村等，這可以成為開展藝術普及、藝術服務的新陣地。

近年來，國家博物館積極開展社會教育，謀求館校合作，合作項目覆蓋從學前到大學全年齡階段，把文化藝術空間變成了教育實踐的課堂。比如五、六年級的“華夏衣裳—首服之禮”課程，就以“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覽為依托，以首服為主線，聚焦冠禮、冠制等內容，讓學生學習首服明尊卑、慕德行的禮儀功能，并了解首服變化中體現出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最后在體驗展示環節，佩戴首服并介紹相應禮儀內涵，加深對首服之禮的認知，激發對服飾禮儀的探索興趣。

美育課開進“三館”里，拓展了藝術教育的深度和廣度。但返本還源，“三館”更應該是文化傳播的窗口、沉浸式的藝術體驗空間。

走進博物館，一件件透明玻璃展柜中的文物，好似同我們相隔上千年的距離。游客不免好奇，這件文物是在哪里出土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畫家在作畫時都在想些什么？2017年，一檔文化類綜藝節目《國家寶藏》探索出了一條創新路徑。在這檔節目中，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通過電視化語言演繹文物的前世今生，讓觀眾在懂得如何欣賞文物之美的同時，也了解文物所承載的文明和中華文化延續的精神內核。“博物館、藝術館等文化服務機構要與觀眾建立交流和觸點，告別靜態、單一的信息輸送方式，靈活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和媒體影視平臺，加大投入，建立沉浸式、互動性的文化藝術傳播空間，實現藝術普及功能不缺位。”孔蓉說。

努力繁榮發展文化事業，體現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文化與各領域融合而生的文化產業，通過文化消費更能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

孔蓉早在2013年任職青海省文化和新聞出版廳副廳長時便致力于推動“文化+”及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理論研究與產業實踐。彼時，文旅部還沒有文化“大融合”相關規劃出臺。直到2021年6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頒布，中國的文化建設步入了嶄新的時代。

孔蓉認為，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無形的軟實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文化產業更需要把文化的概念落位到有形的空間和有形的產品載體上。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需要從要素驅動入手，強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識產權）打造，通過模式設計、試點創建與渠道建設，催生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孵化和壯大新經濟形態。2017年，她提出“文化+旅游+產業+空間載體”四位一體區域發展模式及“IP Town”開發模式。

“IP town”1.0是IP模式延展與特色小鎮開發相結合的一種創新模式。孔蓉主持試點的甘坑客家小鎮項目就是在深挖甘坑片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涼帽”以及傳統特色客家文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設計出系列與客家文化氣韻相匹配的“小涼帽”IP形象，形成了新的文旅特色小鎮發展模式。游客量形成10倍的增長，成為深圳文化旅游的全新地標。

新形勢下，文旅融合已經從過去國家主導政策供應態勢轉變為市場消費需求的倒逼，所謂深度融合就是跨界的融合。孔蓉指出，文旅小鎮現今也面臨著新問題。“很多文旅小鎮現在只能靠商業去盈利，沒有產業構建和產業生態去引領，如何把商業業態轉換成產業業態？下一步，IP Town 2.0版就要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現在文化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

她還強調，文化產業園應該是產業孵化器的概念，僅僅完成諸如企業注冊、物業管理等硬件類的基礎服務遠遠不夠。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人、產業生態、商業模式、資本投入和市場轉換的孵化，由此才能稱為真正的文化產業園。

數字藝術是“文化與科技融合”的結果，文化藝術領域的數據化、數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是未來文化強國的重要途徑。技術帶來文化產品形態創新和效率提升，在元宇宙、區塊鏈迎來熱潮的今天，文化數字化工作更應該研精靜慮、冷靜看待。

孔蓉表示，無論是元宇宙還是區塊鏈，如果停留在概念性炒作階段，政策導引不清晰、不系統，就不能實現應用場景落地和商業變現，對數字文化產業的發展會存在嚴重制約。不能否認VR、AR、區塊鏈、元宇宙等新技術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驅動作用，但文化與科技融合要“修煉內功”，就要進行小范圍試點探索嘗試，根據市場規律和消費需求，摸索出一條符合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道路。

2022年5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強調各地要把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因地制宜制定具體實施方案。

受到人才、市場、技術研發等方面的限制，目前科技在文化領域的應用范圍相對比較小，是“小藝術”，沒有達到“大文化”。她認為，盡管理工類、藝術類等高校均開展了交叉學科建設，但學科建設遠遠不夠，還不能與行業、市場、產業的發展需求相匹配。構建藝術科技體系，應基于藝術與前沿交叉學科的融合，出臺國家藝術科技戰略發展總體規劃，在總體規劃指引下，引領學科建設、健全人才體系，讓科研有目標和方向，更具前瞻性和引領性。

記者/翟曉汀

來源/《經濟》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