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的是，【首都】作為一個漢語詞匯，是誕生于1927年，是民國時期才產生。古人沒有【首都】這個詞，只有【京師】【京城】【京都】。首都最早就是指民國的南京。

明朝初期，京師為應天府（今南京）。永樂遷都，將京師從應天府遷至北平府（今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從此，順天府為京師，應天府為南京。

清朝以后，應天府不再是南京，所以被改名江寧府。這個時候，順天府府城的正式叫法為京師，江寧府府城的正式叫法為江寧府城或江寧城。但由于南京的叫法叫了二百年，已經是約定俗成的名字，所以民間對江寧城仍俗稱為南京城。

比如，《南京條約》在清朝官方叫《江寧條約》或“萬年和約”，而在英國則叫《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民國以后，中國總結了那段屈辱歷史，才以后來的城市名稱將其稱為《南京條約》。《北京條約》情況也一樣。在當時，雖然江寧與南京兩個名字都存在，但前者為正式區劃名稱，后者是民間俗稱叫法。

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定都在江寧府。由于此時江寧成為首都，需要給城市起一個京號名稱，又不能直接和已經沿用五百年，當時清政府的京師重名，所以就順勢用了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民間一直俗稱的“南京”，改江寧府為南京府。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建立后，廢府置道，又把南京城改回江寧城，跟著江寧縣叫。北洋政府設金陵道，駐江蘇省會江寧縣。那個時候還沒有“市”。那座城實際是江寧縣城。當然，俗稱還是南京。

到了1927年，國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正式定都時，析江寧縣治附近地區及江浦縣浦口鎮置南京特別市，把江寧縣城及城郊從江寧縣里摳出來，改回叫南京。

其實在清朝滅亡到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這段時間里，國都的都號，一直是不夠清晰的狀態。

清朝的北京正式名稱叫做【京師】，而北洋政府成立后，將順天府改為京兆地方，設立京兆尹公署，負責人為京兆尹。但這是道一級的改動。在縣一級，北洋政府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后來市制出現后，又籌備設立“京都特別市”。可見，北洋政府時期，北京的正式名稱并非北京，而是【京都】。北京與南京一樣，是俗稱。

其實當時寧漢合流之前的武漢國民政府，也在武漢周邊設立了“京兆區”。當民國推翻帝制，不再使用【京師】一詞后，官方對國都的正式稱謂和民間習慣俗稱，越發混亂。

北洋政府廢了國民政府臨時國都“南京”的都號，改回江寧。國民政府正式取代北洋政府后，也廢了北洋政府國都“京都”的都號，改為北平。

但是民國政府對“南京”這個都號也曾經想要改變。

1927年4月24日，南京市政廳成立。之后，《南京特別市市政府公報》開始出版。10月，中華民國進入訓政時期：“訓政肇端，首重建設，矧在首都，四方是則。”國民政府明確提出“辦理國都設計事宜”，并制定了《首都計劃》。《南京特別市市政府公報》一度改名為《首都市政公報》。這應該是【首都】一詞最早開始運用。

1929年，南京市市長劉紀文關于“改南京市為首都市案”連續發布的3道公文：《函國府各委員為南京市應改為首都市情形請表贊同案由》《呈國民政府再擬將南京市政府名稱改為首都市政府祈核示由》《呈行政院為呈請修改南京特別市市政府改稱首都市政府祈示遵由》。4月16日，國民政府決定改南京特別市為首都特別市，市政府隸屬關系不變。

這個時候，【首都】這個詞相當于取代了“南京”。首都與南京的關系，就類似于之前清朝京師與北京的關系，一為正式稱謂，一為民間俗稱。但【首都】作為特指南京的正式稱謂，存在時間并不長。

1930年5月3日，新修訂《市組織法》頒布，廢除特別市，南京以首都所在，列為行政院直轄市。南京市最終明確了官方稱謂仍為南京市，將南京市作為首都。這相當于【首都】一詞，從作為城市的正式名字，特指曾經的南京，轉變為了一個泛指“首要都城、首位都城”屬性類型的詞匯。這就與今天，【首都】與“北京”兩個詞的關系是一致的了。

可以這樣理解，當時是把“南京市”改叫“首都市”，城市區劃名稱也是這樣。可后來又改回叫“南京市”，把城市屬性定位為首都。如果北洋政府的京都市或國民政府的首都市延續下去，就會和今天日本的京都市類似，“京都”“首都”既是都城的都號和性質，也是城市的區劃名稱。但中國沒有選擇這條路。清朝和民國時期，官方的府縣名稱，如順天、應天、江寧、京都，始終無法改變百姓對北京、南京的俗稱叫法，無法統一。建國后，新中國則直接留用人們的俗稱作為正式的區劃名稱，即北京、南京，而首都、省會，則是它們的城市屬性、定位、類型指稱。

與【首都】一樣，到了民國時期，【陪都】一詞才正式登場。二者實際上是民國都城制度下的兩個類型。由于這兩個詞匯后來是被當做一種功能定位的類型概念，所以反過來被當代學者作為功能性詞匯，去歸納和總結古代的都城類型。古人當然是不知道這兩個詞的，就像后唐百姓不知道自己這個唐是后唐一樣，當世之人只會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大唐，但后世歷史學家需要作出區分。

古人不用【首都】，用什么呢？【京師】。

說清【首都】可以有幾個，就要先搞清楚古代都城名字的問題。這個是個讀歷史時非常普遍，但大多數人下意識忽略，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沒搞清。比如，唐朝的長安，有【京城】、【西京】、【中京】、【上都】四個不同時期的不同都號。即使在同一時期，也會存在【長安】【京師】【上都】三個指稱。到底哪個才是都城的正式名稱呢？

國都只有一個時，沒什么問題：

秦：

• 京師-咸陽（縣）

西漢：

• 京師-長安（縣）

東漢：

• 京師-洛陽（縣）

隋初：

• 京師-大興（縣）

唐初：

• 京師-長安（縣）

宋：

• 京師-開封（府）

明初：

• 京師-應天（府）

清：

• 京師-順天（府）

但多都制，而且是存在巡幸和設置中央官署的時期，問題就比較復雜。能夠達到設置中央機構且皇帝長期巡幸的多都制案例：

隋煬帝：

• 西京（京師）-大興；東都（東京）-洛陽

唐高宗~唐玄宗：

• 京城（京師）-長安；東都（神都）-洛陽

唐玄宗~唐肅宗：

• 西京、中京（京師）-長安；東京-洛陽

唐肅宗以后：

• 上都（京師）-長安；東都-洛陽

元朝：

• 大都（京師）-大興；上都-開平

明朝：

• 北京（京師）-順天；南京-應天

唐朝所指的【京師】，與作為京師的【上都】，以及上都常被叫作得【長安】，它們三者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哪個才是城市的真正名字？

《舊唐書·地理志》：

京師：故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

《新唐書·地理志》：

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

《唐六典》：

京城：左河、華，右隴坻，前終南，后九嵕。南面三門：中曰明德，左曰啟夏，右曰安化。東面三門：中曰春明，北曰通化，南曰廷興。西面三門：中曰金光，北曰開遠，南曰延平。今京城，隋文帝開皇二年六月詔左仆射高頻所置，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浐川，西次澧水。太子左庶子字文愷創制規謀，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賀婁子干、太府少卿高龍義并充檢校。至三年三月，移入新都焉，名曰大興城。

《唐會要》：

京兆府。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號。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為上都。

• 618年-742年（武德元年~天寶元年）：京城
• 742年-757年（天寶元年~至德二年）：西京
• 757年-761年（至德二年~上元二年）：中京
• 761年-唐末（肅宗元年~唐末）：上都

所以長安城在唐朝叫過京城、西京、中京、上都，或者統稱為京師。

《舊唐書·地理志》：

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已后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

《新唐書·地理志》：

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肅宗元年復為東都。

《唐六典》：

東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闕，后邙山。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都城，隋煬帝大業元年詔左仆射楊素、右庶子宇文愷移故都創造也。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煬帝既好奢靡，愷又多奇巧，遂作重樓曲閣，連闥洞房，綺繡瑰奇，窮巧極麗。大業末喪亂，為王充所據。武德四年平充，乃詔焚乾陽殿及建國門，廢東都，以為洛州總管府。尋以宮城、倉庫猶在，乃置陜東道大行臺。武德九年復為洛州都督府。貞觀六年改為洛陽宮。十一年，車駕始幸洛陽。明慶二年，復置為東都。龍朔中，詔司農少卿田仁汪隨事修葺，后又命司農少卿韋機更加營造。光宅中，遂改為神都，漸加營構，宮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備矣。

• 618年-621年（武德元年~武德四年）：東都（承襲隋朝，尚未收復）
• 621年-657年罷。
• 657年-684年（顯慶二年~光宅元年）：東都
• 684年-705年（光宅元年~神龍元年）：神都
• 705年-742年（神龍元年~天寶元年）：東都
• 742年-761年（天寶元年~上元二年）：東京
• 761年-唐末（肅宗元年~唐末）：東都

所以洛陽在唐朝叫做東都、東京、神都。

【長安】，是所在行政區劃的名稱，即長安縣。如果這座城當時不是都城，那么它的第一身份其實就是長安縣的縣城。宋朝以后，府級區劃普及，則第一身份優先府城。但它既然都城，就屬于天子，所以長安城只是它的俗稱，而不是正式名稱。

盡管這是俗稱，但由于它是地理上、區劃上最精確的稱謂，所以連皇帝也會經常講“長安城”如何如何。比如唐高宗的臨終遺言，就遺恨沒能死在長安。可見，這個俗稱其實是經常用到的。

上問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無不感悅。」上曰：「蒼生雖喜，我命危篤。天地神祗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是夕，帝崩于真觀殿，時年五十六。

【上都】，是中晚唐時期，長安的都號。長安在唐朝前期的都號一直是“京城”，在中唐短暫改叫過“西京”“中京”。由于是唐朝多數時期實行多都制，而且反復調整。為各個都城加冠方位前綴作為都號，以作區分，是多都制時期經常做的事。

元朝也一樣，元大都，元上都，只是不以方位詞做都號而已。明朝的南京、北京，則又是方位詞。

民國時期，原本籌備設立的陪都西京還是用方位詞，到了正式設立的陪都重慶與陪都北平，就又不用方位詞，而是直接用區劃名稱了。民國時期，第一次直接使用【首都】與【陪都】去區分都城類型。古代的東西南北的都號，又反復在多個城市之間遷移，容易造成混亂，比如唐朝的東京洛陽在宋朝是西京，而遼的南京是明清的北京。民國作為近代以來唯一實行多都制的時期，后來也不再堅持以方位詞作為都號，而是直接用區劃名。

值得一提的是，都號一般是官方稱謂，記載在當朝的典章之中，是城市的官方名稱，但經常也會因便而稱。比如，西都從來不是唐朝長安的都號。長安的早期都號為京城，但少數需要明確與東都作直接區分的情況下，也會存在“西都”的口頭說法。因此后來唐朝也給長安冠以方位詞都號，“西京”“中京”“上都”。而到了清朝，人們說起唯一的都城，即京師，也習慣了明朝遺留下的北京叫法。南京不是都城，人們也習慣了叫南京。可見，這種加方位詞都號的歷史慣性和民間慣性是很強的。這也許是民國后來不再冠方位詞定都號，而是直接采用區劃名稱的原因吧。

【京師】，則是一個法理性的，意味法定的第一都城。歷朝歷代，都城可以有很多個，但京師，同時期只會存在一個。

在兩唐書中，京師指長安。（當然有些地域分子堅持復讀一些不被公認，且被駁倒的扣京師字眼的說法）

在元史中，雖然實行幾乎對等的兩都巡幸制，但京師也是指大都。

明史中，在永樂遷都之前，南京是京師，遷都后，北京是京師。

唐朝的長安城早期之所以都號是京城，就是因為唐朝初期并沒有多都制，只有一個都城。長安一直叫京師，所以這座城池即京城。

從字上講，“都”出現的比“京”早。但正是由于“都”在邦國林立的時期就出現了，實際上稱“都”的城市很多，不具備唯一性。西周開始，出現了“京”號，而且是指周天子之都。秦漢開始，帝都也叫做“京”，而諸侯的國都不能叫“京”。“京”“京師”的含金量就開始壓倒了“都”。后來，曹魏實行五都制，其實五都只有洛陽是“京”，其他四都僅僅相當于今天的直轄市，連中央機構的不設置。可見，“京”“都”之別越拉越大。西晉時期，由于要避諱西晉追尊的世宗皇帝司馬師的“師”字，“京師”才一度改叫“京都”，“都”字的含金量又拉升了一些，但仍然在“京”字之后。

總體上講，“都”字，作為一個功能性詞匯，皇帝可用，諸侯可用，甚至講起繁榮的大都邑，也已經使用比較普遍。但“京”字，作為一個功能性詞匯，只有帝都可用，皇都可用，天子之都可用。不過加上方位詞的都號也可以使用，只是不能單獨指稱。比如，明朝遷都后的北京可以稱“京”“京師”“京城”，但南京單獨作為地名，就不會出現的“京”“京師”“京城”。還有其他都城與京師并稱時，可以使用，如東西兩京、南北二京一同出現的情況下。總之，“京”字，除了首都，加方位可用，并稱可用，獨稱不可用。

唐朝的長安，同時叫【長安】【上都】【京師】，前者為區劃名稱及城池俗稱，中者為正式都號及城池官稱，后者為法定首都的通稱。

需要注意的是，法定京師，并不意味著就是實際的政治中心。法理和實情，有可能會出現分離。隋唐就是例子。

“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于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游高祖衣冠，四時致祭。”——《隋書·禮儀志》

隋朝的京師是大興，即長安城。但隋煬帝即位后不久就離開京師，營建東京洛陽。東京建好后，隋煬更多是以東京為政治中心，統治和巡游四方，累積三次在京師只有不到1年，而在東京有4年多，在江都有3年多。

但問題就在于，大興是法定的京師，隋煬帝不像魏文帝從鄴城遷洛陽，北魏孝文帝從平城遷洛陽，明成祖從南京遷北京那樣，從法理、法令上正式更替京師，而是留著大興的中央機構，保持著大興的法定京師地位...

隋煬帝是第一個開此名實不一先例之皇帝。它營建東京后，第一次回京師前，也許是迫于關隴士族的壓力，專門將“東京”改為“東都”，去京號。這無疑是誘哄關中勢力的一種方式。但他的政治中心，無疑是在東都。如隋煬帝一般的，還有唐高宗與唐玄宗。但唐二宗仍是兩都往復巡幸，并沒有終結京師地位之意。唐高宗遺恨不能死在長安，唐玄宗雖然一度把“京城”改“西京”，提“東都”為“東京”，進一步拉平兩京地位，但他卻是實質性終結兩都巡幸的皇帝。可以說，隋煬帝是最曖昧的，只有這段時期西安是頂著首都之名而沒有首都之實。武周雖然也類似，但畢竟洛陽被提升為歷史僅有的神奇浪漫之名稱“神都”，可以說確立了壓倒京城的法定最高地位。而高玄二宗畢竟在長安的時間更多。隋煬帝的結局，是從洛陽前往江都，而被戰亂所阻不能返回。它在自己出鎮經營的江都，被返鄉情切的關中官僚和士兵殺死。他死后，長安一個皇孫是傀儡皇帝，洛陽一個皇孫是傀儡皇帝，江都一個皇侄是傀儡皇帝。三個政治中心，三個傀儡皇帝，一個也救不了隋朝...不得不說，這本身就是隋煬帝多都曖昧戰略結下的惡果。

從隋煬帝，到唐高宗，到武則天，最后到唐玄宗，皆兩都巡幸，還有不過百年，帝位傳承混亂的元朝兩都巡幸...政治中心的不明朗，無疑是存在巨大政治風險的。這期間，隋唐都亡了國。隋唐發生的法定政治中心與實際政治中心的游離狀態，是對【京師】概念的一次挑戰。也就是說，當【京師】是法定第一都，而不是實際第一都時，它還算不算【首都】？

從古代來看，實際第一都，有這兩種情況。

• 法定京師不變，但皇帝長期駐蹕其他都城。比如隋、唐、元。
• 沒有法定京師，只有皇帝實際駐蹕的行在。比如，宋、明。

第一種，前邊已經說過。

第二種，沒有法定京師，如臨安作為南宋的首都，始終稱為行在、行宮。北宋的京師，根本不在南宋的國境之內。這是南宋刻意營造的不清不楚的都城概念，在戰與和之間制造模糊地帶搞平衡。

而明朝作為統一王朝，京師和行在的關系：

永樂元年正月建北京於順天府，稱為“行在”。...十九年正月改北京為京師。...洪熙初，仍稱行在。正統六年十一月罷稱行在，定為京師。永樂元年正月升為北京，改府為順天府。

永樂元年，北京的叫法有兩個：北京，行在。南京去了京師的稱謂，叫法只剩一個：南京。這一年到永樂十九年，也和南宋一樣，沒有京師，只有行在。

其實第二種，叫做行在，也可以稱為行都，聽起來好像是暫時性的，但其實比起法定第一都和實際第一都分離的狀態，反而沒有什么歷史糾紛。

問題還是在第一種，名實分離下的【京師】，到底是不是【首都】？從古代案例去看，問題似乎又繞回來了。那么，只能從近現代去看【首都】這個詞，會不會發生名實分離。如果也會發生，那么可以說，【京師】等同于【首都】。

現代的首都北京，作為唯一的都城，當然不存在類似的比較問題。還是要看發明的【首都】概念的中華民國多都制時期。

1932年，918事變之后相繼爆發了128事變，南京受到日軍威脅。國民政府決定暫遷洛陽，以洛陽行都，并籌建陪都西京市。這是近代陪都概念的登場。

【首都】，自不必說，是南京。

【行都】，即當下國民中央遷往的洛陽。

【陪都】，即正在加緊修建鐵路的西安。

三種都城概念，在民國第一次湊齊了。

首都不用多說，需要著重辨析的是行都和陪都的區別。

行都，其實就是南宋行在臨安與明初的行在北京，中央所在。但行都并不是一個法定后的法理概念，而是一個對既成事實的描述性概念。陪都，卻不同，是法定的概念。從哪里能看出這個區別呢？

按照當時的文件，陪都西京市，由中央撥款進行市政建設。是“市”建制。劃歸國家直轄。而行都洛陽縣，不直轄，不設市，不撥款。這種暫駐性質就表現出來了。

所以，法定【陪都】是法定【首都】的陪京，而事實【行都】是暫時性的非法定首都。

這次1932年的抗戰沒有全面爆發，不到一年戰爭危機就平息了，國民政府又遷回首都南京。陪都西京籌建設市也由于各種原因始終沒能完成。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發表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隨后，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表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但是直到1940年，國民政府才正式發布命令：“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

1937年11月~1940年9月，重慶實質上也是【行都】的性質，并沒有法定保障。1940年以后，重慶才正式成為法定【陪都】，從法理上正式履行戰時“首都”的【陪都】職責。但是，定為法定【陪都】本身，就是在昭示法定【首都】仍然是南京。盡管南京并不在國民政府手中。這個時候，法定政治中心和實際政治中心就暫時分離了。

以此可以認為，近現代的【首都】概念，也會發生名實不一的游離態，與古代法定的【京師】一致。故可以認定：古代的【京師】等于近現代的【首都】。

從法理角度，就連臺當局也沒有發布正式文件由南京遷都臺北。臺北市在臺當局那里，也只是既成事實的行都而已。

近現代之法定概念【首都】，即古代之法定概念【京師】，只可以存在一個。

可古代的首都沒有承擔首都責任的名實不一時期應該怎么看待？承擔階段性政治中心的城市應該怎么看待？

這其實就是當代古都“定都史”之爭的關鍵點。不是法定首都的實際政治中心，可不可以算作定都？擁有全套中央機構卻沒有承擔實際政治中心功能的法定首都，可不可以算作定都？

按當代歷史地理學幾位學科奠基人，學界權威的歷史總結來看：定都時間當以實際政治中心來計算，但京師在階段性失去政治中心時期，依然是法定京師，即首都，而非陪都概念。

也即是說，算時間，按實際作為皇帝所在地算，研究對象是駐蹕行為。區分首都、陪都概念時，則按歷史上的法定概念敘述，研究對象是城市身份。

但這個以實際為準的定都時間算法，也只適用于擁有中央機構的陪都而言。比如唐朝，東都是配有中央機構的。皇帝巡幸，實際上是將設中央機構的法定高級【陪都】功能，與承擔實際“首都”職責卻無法定身份的【行都】功能，集二者于一身。這比起明南京具備中央機構，但皇帝不巡幸駐蹕，或者像歷代皇帝逃難時駐蹕地方，卻沒有中央機構等情況，顯然已經具備了非常逼近【首都】地位的實際內涵。

可是，這種另有京師的實際政治中心，在法理上確實還與法定【首都】有那么一條難以越過的紅線。像唐朝洛陽作為東都，有中央機構，但與京師相比，仍然有一定差別：

“東都尚書省不設尚書令與左右仆射，以東都留守為長官。東都尚書省雖也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下所設各司往往不齊備，六部的具體工作也和長安官制有所區別。”——勾利軍《略論唐代的東都尚書省》

而唐朝在東都設置中央機構，是叫做“分司東都制度”，東都設立的中央官職，叫做分司官。這種制度表明，即使東都成為實際政治中心，也與遷都有本質的區別。

所以，從法理上來講，遷都和巡幸是兩回事，【京師】與【東都】，【首都】與【陪都】，也是兩回事。

有些人對【陪都】兩個字非常不滿，認為像兩都巡幸時期，是完全等同并列的首都。因此現在互聯網上出現了一波替洛陽去陪都屬性的輿論浪潮。完全模糊掉主副關系，當然是情緒化了。但是這種觀點也有其合情理之處。因為【陪都】這個詞，實在是不夠規范，它無法厘定隋東都，唐東都，元上都這種兩都巡幸的特殊時期，擔任階段性全國政治中心的副都的真正價值和作用。把唐東都，還有宋西京，都叫做陪都，顯然是拉低了唐東都的實際歷史地位。

想要區分開疊加了行都功能的這種超級陪都，與無巡幸、無機構一般陪都之間的差別，要么，無巡幸、無機構的【陪都】，不要叫做【陪都】，把【陪都】的重要地位體現清楚，要么，就在【首都】和【陪都】之間，加入一種能夠涵蓋唐東都和元上都實際功能地位的新概念，更體現崇高地位的概念...否則，這就永遠是地域黑的戰場，而且戰爭永無止境，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陪都】這個詞的標準不統一，造成雙方各說各話，然后變成了一個沒有足夠解釋權和解釋能力的，存在重大概念定義疏漏的文字游戲。洛陽網友永遠會講，我明明比陪都重要了N倍，應該是首都。西安網友永遠會講，你明明不是京師，怎么能是首都...所以，這其實不僅是個歷史學的問題了，也是個語言學的問題了...

首都出現的晚，所以在辭源中沒有收錄首都一詞。但有古人的京城、京師、京都。

【京城】【京師】【京都】：國都。

【陪都】：在國都以外另設的都城。

【行都】：京師以外、另建為皇帝暫駐施政的都城。

【首都】：一個國家最高政權機關所在地。通常是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陪都】：在首都以外另立的都城。

【行都】：在首都之外另設的一個都城，以備必要時政府暫駐，稱為"行都"。

【首都】：一個國家政治決策的中心都市。亦作“國都”。

【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第二國都。亦稱為“陪京”。

【行都】：因應時局而暫定的首都。

【首都】：國家最高政權機關所在地，是全國的政治中心。

【陪都】：舊時在首都以外另設的一個首都。

【行都】：舊時指臨時的首都。

【首都】：國家最高政權機關所在地，是全國的政治中心。

【陪都】：在首都以外另設的首都。

【行都】：在首都之外另設的一個都城，以備必要時政府暫駐，稱為"行都"。

很明顯，由于【首都】與【陪都】涉及到較復雜的歷史內涵，所以語言學定義這里，仍然是比較籠統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建國前的辭典還習慣于用“都城”“國都”進行描述，建國后的權威詞典，明顯傾向于使用“首都”這個詞來定位所有的都城。這應該是受到新中國一都制，以及對“首都”一詞使用情景的極大拓展等歷史語境條件的影響。新中國的詞典都認為，【陪都】是【首都】以外另設一個【首都】。

按這個當代新中國的定義，【陪都】也是首都，是【首都】的一種。只不過首都只是首都，陪都是陪都類型的首都，既是首都也是陪都。

這似乎是將設中央機構與皇帝反復巡幸的高級別【陪都】與【首都】之間的模糊地帶給消弭掉了，將首都概念泛指化。按照這個標準，唐東都自然也是【首都】。但這樣寬泛而論，又造成了唐東都與唐北都一樣，都是首都。歷史影響力與功能相差較大的陪都與陪都之間，甚至是首都與眾多低等級陪都之間，又被一概而論了。顯然這不夠細致，解決不了這個文字游戲的問題。

其實仔細論起來，古代的三種都城，【京師】等同【首都】，而其他的都城，如不設中央機構和職官，實際上與今天建國后的直轄市性質是大體類似的。但由于近代的中華民國，法定【陪都】如【北平】，是不設中央機構的。那么，古代眾多不設機構不巡幸的都城定位為【陪都】又是合理的，符合民國提出的【陪都】概念的。而且古代本身也有“陪京”一說。

其實最應該改動的，就是隋東都、唐東都、元上都這些巡游中央的概念。將這些巡游中央與其他陪都混在一起概括之為【陪都】顯然是不合理的，拉低了其歷史影響力。應該有一個新的概念來闡述這種并非法定京師，而為實際政治中心的都城。歷史地理學在定都時間上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傾向于這類都城，按實際政治中心計算定都史。但在都城性質歸納上，并未為之開辟一個全新的更高的定位。

這種都城，按當代詞典當然也可以稱【首都】，但應屬事實首都（如隋煬帝東都），或第二首都（如唐二宗東都，元上都）。

陪都、陪京、輔都、副都等詞匯都被用到了【陪都】概念上，與【京師】和一般【陪都】作區分時，我個人覺得，【亞都】【次都】，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