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春蕾 山東省威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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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典型的“套路貸”案件中，被害人張飛以名下房產（市場估價59萬元）為抵押，跟甲公司簽訂高額利息借款合同，借款6萬，借期一年。

去掉手續(xù)費等“砍頭息”，張飛實際到手5萬。

借款期間，張飛償還兩個月的利息共計2.4萬。

還未到約定還款日，甲公司便派五名員工上門催款，將張飛帶至公司非法拘禁，多次毆打致張飛住院，鑒定輕傷二級。

張飛住院期間，甲公司繼續(xù)以“跟隨要賬”方式滋擾張飛，后脅迫張飛和妻子到房管局辦理過戶手續(xù)，將房屋無償過戶到甲公司一員工名下。

過戶后，張飛仍居住在此處房產內，甲公司多次派人恐嚇警告，張飛始終沒有搬離。

綜觀全案，并不復雜，卻涉及刑法理論及司法實務領域中的共犯、罪犯罪對象、為實施霸占房屋而非法拘禁的行為定性及罪數(shù)等多項理論問題。

最值得的問題便是，對于“套路貸”中作為不動產的房屋能否成為罪的犯罪對象。

本案中，甲公司的主要目的在于霸占被害人的房產，請求還款的數(shù)額已經遠遠超出實際貸款數(shù)額及利息，對于逼迫過戶房產能否認定為，不同人有不同的見解。認識不同，定性不同，案件處理結果便有差異。

假如房產能夠成為罪的犯罪對象，非法拘禁行為作為犯罪手段便可吸收；

假如不能夠認定為罪的犯罪對象，非法拘禁行為單獨評價。

相關司法解釋：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印發(fā)四個關于辦理掃黑除惡案件的意見，對惡勢力、“軟暴力”、“套路貸”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進行了明確。“套路貸”行為已經嚴重危害社會穩(wěn)定，影響人民生活安寧，兩高、兩部指導意見的出臺，表明對于此類犯罪要從整體上作有罪評價的態(tài)度，以有力震懾惡勢力違法犯罪的發(fā)展勢頭。

意見指出，“套路貸”實施過程中，未采取明顯暴力或者威脅手段，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害人財物的，一般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并用暴力手段的，涉嫌詐騙、尋釁滋事、強迫交易、、綁架等多種犯罪的，根據(jù)具體案件事實，區(qū)分不同情況，依法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數(shù)罪并罰或擇一重罪處罰。

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目的，是“套路貸”與民間借貸的本質區(qū)別。民間借貸的目的是獲取利息收益，借貸雙方會簽訂合同約定利息及還款方式，并不希望出現(xiàn)違約情況，也不會在簽訂、履行借貸協(xié)議過程中實施虛增借貸金額、制造虛假給付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jù)等行為。

而“套路貸”是以貸款為幌子，通過設計套路、引誘、逼迫借款人壘高債臺，最終以高出原借款數(shù)倍的額度侵占財產。在這起“套路貸”案件中，索債過程中有明顯的非法占有目的，使用了毆打、拘禁等暴力手段，被害人在暴力脅迫下辦理過戶手續(xù)。

爭議焦點

罪是我國刑法典侵犯財產罪一章中規(guī)定的第一個罪名，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財物的行為。

刑法第263條規(guī)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常見又多發(fā)，其對人身和財產具有嚴重侵害性，在立法和司法中必須對其足夠重視并予以打擊。但其認定問題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存有諸多爭議，其中爭議之一就是不動產能否成為罪的犯罪對象。

傳統(tǒng)刑法觀點是偏重于動產是罪的犯罪對象，對房產成為罪對象持否定態(tài)度的觀點，主要出于以下考慮：一是罪的性質是“當場實施暴力和當場帶離”，取得財物當場實現(xiàn)的可能性決定了行為人只能當場取得財物，而只有動產可以實現(xiàn)當場取得的要求，不動產基本不可能實現(xiàn)當場取得；二是對于暴力取得的不動產，行為人即使有強行入住、逼迫搬離、脅迫過戶等行為，所有權的取得需要較長周期，期間被害人完全可以通過部門的幫助實現(xiàn)權利的救濟；三是基于不動產的不可移動性，行為人即使搶到手，只是享受了占有使用的利益，并不認為取得了不動產本身……諸如此類的理由有很多。

筆者觀點：犯罪對象外延直接反映了刑法所保護法益范圍，隨著社會的高速發(fā)展和法治觀念的普及，財產型犯罪的外延不斷地擴張，關于罪對象的爭論在司法實踐中時常發(fā)生。對此，筆者贊同將不動產納入罪對象來論證，就本案而言，暴力逼迫過戶房產應認定為罪。

• 首先，房產當然屬于刑法中罪規(guī)定的“公私財物”范疇。

刑法總則第92條規(guī)定：“本法所稱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指下列財產：(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資料”。

而動產和不動產的區(qū)分主要是從民法的角度來講的，作為不動產的房屋法定列于“公私財物”之中。刑法作為民法等其他法律的后盾法，其實施也必須以尊重其他法律的基本規(guī)定。從刑法保護善良公民的權利的角度出發(fā)，以房屋為典型代表的不動產是公私財物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成為罪的犯罪對象，既符合我國刑法的現(xiàn)有規(guī)定，也符合大眾樸素刑法觀點。

• 其次，房產取得始終處于暴力控制之下。罪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當場”。

在本案中，行為人不僅“當場”使用暴力迫使被害人同意轉讓房產，而且“當場”押解被害人夫婦到房屋管理部門辦理了不動產變更登記。我們不能把刑法中的“當場”作靜態(tài)理解，或者狹隘地定義為“此時此刻”“那時那分”，作為罪要件的“當場”可以是片刻，可以是延續(xù)較長的一段時間，包括一段時間的延長和不同空間的轉移，只要暴力、脅迫手段在持續(xù)中并沒有間斷，那么這個持續(xù)的時間段都可以認為是罪的“當場”。

• 第三，本案的房產符合現(xiàn)場占有取得的特征。

罪強調的是行為人對財物的非法“占有”，強調對財產所有權中占有權能的侵犯，并不要求行為人是否將財物拿走轉移以及取得財物的所有權。

只要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使被害人失去對不動產的合法占有，即產生掌握和控制該不動產的法律事實，其行為就可定罪。

關于被害人不動產被霸占后怎么通過機關收回，恢復行使自己的財產權利，那是公民的事后權利救濟范疇，并不影響對犯罪行為的定性，只能在犯罪既遂后酌定量刑情節(jié)時予以考慮。

• 第四，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

將不動產排除于罪犯罪對象之外必將輕縱犯罪，也將造成罪刑的不均衡。罪是非常嚴重的暴力型財產犯罪，刑罰分則還對加重量刑檔次的八種嚴重情節(jié)之一“入戶”作出明確規(guī)定，其法定最低刑十年，最高刑為死刑。若不動產可以作為罪的犯罪對象，則使用暴力脅迫，強行霸占他人房屋的行為與“入戶”的罪行相當。而若僅以非法侵入住宅罪（法定最高刑3年）、故意毀壞財物罪(法定最高刑7年)、尋釁滋事罪（法定最高刑5年）等犯罪來處理，會嚴重放縱那些使用暴力脅迫手段霸占他人不動產的行為。

• 最后，國外已有很多立法范例可供參考。

作為自然犯，在很多國家的刑法中，均明確規(guī)定了不動產就等于了財產上的不法利益。如意大利刑法典規(guī)定了：“以暴力干擾對不動產的占有”；澳門刑法典單獨規(guī)定了“侵占不動產罪”的情形；日本刑法典規(guī)定了“侵奪不動產罪”，直接肯定了不動產可以成為盜竊罪和罪的對象；加拿大刑法典規(guī)定了強盜罪，相當于我國刑法中的罪，在實施該種針對不動產的盜竊時若使用暴力、脅迫手段則構成強盜罪。巴西刑法典規(guī)定的“篡奪罪”與此類似，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罪強調的是對被害人合法財產權益的侵犯，并不是單純強調對動產的直接暴力取得，所以，不動產的不可移動性并不影響對其進行非法占有，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滿足罪“當場劫取財物”的客觀構成要件，將不動產納入罪的犯罪對象，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均衡原則。

在司法實踐中，期待最高法、最高檢盡早公布相關指導性案例，進一步明確不動產作為罪犯罪對象的地位，以補充完善罪在刑法規(guī)定上內涵與外延的規(guī)制，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財產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