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女生姚思璠開始向身邊的同齡人普及性知識時，她16歲。兩年來，關于“你太年輕”、“未成年，懂什么”的質疑，她聽了很多，但每聽到一次，都會令她更深切地感受到：性教育的開始，永遠不嫌早。

口述 | 姚思璠

文 | 韓逸

編輯 | 金石

網站右下角彈出片彈窗的時候，15歲的少女姚思璠沒忍住點開了它。

她第一次看到了“性”是怎么一回事，“腎上腺素飆升了”。她沒跟任何人談論起這件事，像大部分中國的高中生一樣，默默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有關性的自我教育。

一年以后，她和另外8名高中生一起，創辦了一個青少年性教育平臺，開始對身邊的同齡人“談性說愛”。如今，在各種不同場合，姚思璠大聲地聊著月經羞恥、教同齡人如何在地鐵上對付“色狼”。

以下，是姚思璠的自述——

“評價一下我國的性教育現狀。”這是一年多之前，我在準備一個公眾演講時，對方提出的要求。面對這個問題，我徹底犯了難——因為，我該怎么去評價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呢？

從小到大，我們接觸的最普遍的性教育是什么樣的？我想到的第一個答案是：“長大了你就知道了。”

姚思璠調查后發現的未成年人獲取性知識的途徑

我最近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去年的中秋節。我們一家人坐在一塊兒看電視，演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故事。其中有個情節，一個村子里的人批評一男一女“搞破鞋”。我表弟忽然冷不丁地問：“什么是搞破鞋？”全家頓時陷入了迷之尷尬，我小姨在不可察覺的短暫沉默后回答，“等你長大就知道了。”

然后，她換了臺。

我表弟的遭遇代表了我和身邊小伙伴共同的性教育程度：根本沒有性教育。小時候問父母“我從哪里來”，“電視劇里抱在一起的人在干什么”這些問題的時候，得到的答案都是“長大了你就知道了”。可是，好不容易終于長大了，我才發現，關于性，我還是什么也不知道。

比我還要夸張的是我的一位男同學。他平時講葷段子的時候非常溜，把調侃“性”作為一種幽默，看到女同學不好意思，他笑得更開心，看起來是個妥妥的“老司機”。可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一直理所當然地以為，經血是藍色的：“電視上的衛生巾廣告，用的不就是藍色液體嗎？”

我當時就黑人問號臉了。如果說這位男同學的無知暫時不會影響到他的身心健康，另外一位好朋友的性知識真的讓我震驚：她靠做人流避孕。

在談戀愛之后，她懷孕了。這不完全是意外，因為她沒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懷了孕就做人流啊，滿街不都是人流廣告嗎。”這個答案讓我意識到，我們的世界病了，人流廣告比課本上的性知識還多，我的朋友只知道人流可以中止妊娠，卻不知道人流可能會導致子宮穿孔，不孕癥，月經失調。

更何況，人流多疼啊！

這些事情讓我意識到，關于“性”這件事，我們看似有所了解，但實際上的認知卻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于是，在參加哈佛大學主辦的一個社會創新比賽時，我就想到了這個主題，和來自不同高中的8名同學一起，走上了性教育這條路，既然沒有人來教給我們性知識，那我們就自己教育自己。

那是2015年，我正好16歲。

決定做性教育之后，我在身邊的同學中進行了一項調查，想看看他們到底如何看待“性教育”這件事。結果，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大寫的拒絕和尷尬。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羞恥——長久以來，我們都覺得，“性”是一件羞恥的事。因此，我想做的就是消除這種羞恥，第一步，就是“月經羞恥”。

我第一次“倒霉”是在6年前。

發現自己月經初潮之前，我沒和任何同齡人交流過這個問題。對它所有的了解也僅限于小學生理衛生課上老師直接跳過的那部分章節，以及，高中生物課本上薄薄的半頁描述。

當天晚上我準備睡覺的時候，我媽輕輕走進我房間，坐在床邊，用蚊子大的聲音跟我說：“這個東西叫‘大姨媽’，還有的人叫它‘倒霉’……”我心里莫名就有了羞恥的感覺。“從此之后你就是大姑娘了，要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不能表現得太輕浮。”

第二天我在逛淘寶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叫衛生巾收納包的東西。它的上面寫著“shh, secret”，這也增加了月經的秘密感。

“倒霉”、“大姨媽”，成了高中女生對月經最普遍的叫法，而“月經”這兩個字，似乎成了犯忌般的存在。后來在視頻采訪中我們發現，對于月經的羞恥心幾乎是所有女生的共識，就連男生在面對我們的提問時，也會反問：“天吶，我怎么會知道這些？”

姚思璠創辦的“小翅膀”用漫畫的形式講述的“月經羞恥”

潛臺詞當然是，他們不需要知道這些。

但我遇到的一件事，卻說明了男性“需要知道”的重要性。有一次我忘帶衛生巾，向一位同學借。她拿出了自己備用的衛生巾給我，粗制濫造、沒有任何品牌以及衛生說明。原來，她在父母離異后跟父親一起生活，而父親從來沒有和她說過這類事情。因為不好意思跟父親開口，她只能從電視廣告里了解月經是什么，再從小賣部買最便宜的衛生巾用。

對于這件事，除了女孩自己不敢說，還有一種情況——就算鼓起勇氣說了，也沒人在意。我曾經陪一位痛經的同學去醫務室。因為不好意思，我們跟老師請假的時候只說是胃疼。她實在是疼得受不了了，可好不容易堅持到了醫務室，醫生只給了她四個字，“多喝熱水”。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羞恥心和神秘感伴隨了我整整6年。我們會在一股熱流涌動之后非常緊張，請要好的女同學幫忙看一下是否有血流到褲子上，也會在向同學借衛生巾時，趁人不注意趕緊塞進口袋里。

仔細想想，一個女孩子從小就生活在這種羞恥感中。發育羞恥、來月經羞恥、愛美羞恥、談戀愛羞恥、上床羞恥、生孩子羞恥、喂孩子羞恥、家暴鬧去公安局羞恥、離婚羞恥、二婚更羞恥……簡直無窮無盡。即便到了今天，月經早已不再是迷信社會里的“不祥之物”，但也從沒被當作一件值得重視的事情。

因此，我們給自己的平臺起名叫做“小翅膀”，有衛生巾上面小翅膀的意象，也有自由、輕靈的寓意。在微信公眾平臺的“介紹”一欄，我們寫道：希望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消除大家對于“性”的羞恥，讓小翅膀不再躲躲藏藏。

向身邊的同齡人普及性知識的過程，也是我們自我學習的過程。

我閱讀了大量科普文章，還通過搜索引擎檢索，去知乎、微博搜所有和性教育相關的公益組織，給他們留言：一群高中生，想要做好性教育這件事情，請求你們的幫助。英國的性教育組織瑪麗斯中國代表處一天之內就回復了我的留言，為我們提供了很多資源，也給我們介紹了更多的性知識網站和平臺。

在自我學習的同時，我們還意識到，年輕人做性教育，就要用年輕人都能接受的方式。

團隊中一位成員的表姐擅長畫漫畫，我們就請她畫出一些幽默的場景，用萌萌的畫風，設計了很多漫畫和視頻。談論的話題也漸漸的由月經羞恥擴展到了性教育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確地面對自慰，如何合理避孕，同性性行為并不是感染艾滋病的充分條件……

小翅膀團隊成員調查并制作海報向他人介紹。圖 / TEDxDMU

被“小翅膀”影響的人開始越來越多，很多陌生人跑來表達對我們的喜歡，在后臺留言感謝我們的科普。我們開始參加很多演講和分享，發布的內容被各大媒體轉載，我也接受了媒體的采訪，有了一點“網紅”的體驗。

但是，冷水來得也很快。

很多“大人”都對我們所做的事有所質疑，而他們質疑的理由很簡單——你們這么年輕，懂什么啊？

在參加《我是演說家》時，我遇到了以喊麥出名的MC天佑，他聽了我的演講內容，沒憋住笑。他說，“你這，未成年，搞這個，不是紙上談兵么？”

我演講當天的評委之一是“局座”張召忠老師。他鼓勵了我，可沒給我通過。理由是，“未成年人在電視節目上談性教育，還是太小了。”

而這些“大人們”的冷水中，最大的一盆，來自我們的親人。

我的合伙創始人王欣，負責運營“小翅膀”公眾號，每篇文章都積極轉發。有一次組織“讓流動兒童接受性教育”的眾籌時，她不小心把鏈接扔進了自己的家庭微信群。

“轟炸”開始了。整整一天，她的姑姑、舅舅、大叔、大伯輪番來電，姑姑跟她聊了整整一個小時。她說，“不反對你戀愛，但不能做這個年齡不該做的事情，發生性行為。”王欣無奈地掛了電話，發現她姑姑還在一條很火的微博下面@了她。王欣跑去一看，微博內容是西安某高校開展青春無悔課，要求女生簽署“拒絕婚前性行為承諾書”。她的姑姑在下面留言，“很多孩子太年輕太天真！什么都不懂！應該多向學校學習！”

其他團隊成員也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親人的苦口婆心，“雖然你以后要出國，可是思想不能被資本主義腐蝕，女孩子要懂得守貞對不對？”面對來自至親的否認，我們遭受了暴擊。最開始入坑的人，不再積極地轉發推送了。

我倒是沒有遇到同樣的問題。因為我在轉發的時候，直接屏蔽了爸媽。

是的，即便我在外面有了性教育平臺“小翅膀”創始人的頭銜，有幾億人次看過我講性知識的視頻，我也從來沒有跟父母提過半個“性”字，在他們眼中，我還仍然是那個什么都不懂、特別倔的小孩兒。

不是刻意禁忌，而是感覺確實無從講起。我們的團隊，最多時有十幾個人，可現在還在熱心忙活這件事的，只剩下了三四個人了。

我差點兒被這盆冷水澆透，但最終讓我能夠一直堅持下來的是——也許我們暫時還無法改變那些“大人們”，但真的改變了一些同齡人。

曾經在一次同伴教育活動中，有位女孩分享了自己在地鐵上被性騷擾的遭遇。在那種羞憤的狀況下，她想維權，想喊，可就是不知道該怎么說出口。那是2016年春天，從那時起，我們開始關注性侵的話題，在林奕含事件等社會熱點出現之后，第一時間推送了《遇到性侵如何自保？》《每個人童年中都有一個來自“猥瑣男老師”的陰影》等文章，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在遭遇性騷擾后更好地保護自己。

在公眾演講中大聲談“性”的姚思璠。圖 / 受訪者提供

一個學期后，我又見到了那個女孩，她謝了我。因為，她又在地鐵上遭遇了同樣的事情，但這一次，她沒有默默忍受，而是把那個人從西單一路罵到了公主墳。

我也很想感謝她。因為，那次分享中，我沒有說出口的是，我在童年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當時我的年紀太小，完全不明白整個過程發生了什么，只是在近十年之后，我在看到電視上類似鏡頭的時候，忽然意識到：當年幼小的我，被侵犯了。

當中有很短的那么幾天，我感覺自己“臟了”，天天靠五月天的歌給自己勇氣，“那黑的終點可有光/那夜的盡頭可會亮。” 這種情緒讓我困惑，促使我去瀏覽網站和相關的性教育公號，去緩解內心的不安和焦慮。而在做“小翅膀”之后，更多的認知和了解也讓我漸漸地走出了那段往事，開始正確面對，并重新悅納自己。

現在，我已經結束了高中學業，在新加坡讀大學。在這里，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性教育這件事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在一次參觀活動中，有個性教育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帶我們去看了當地為需要幫助的性少數者提供的住所，他笑著跟我說，“我就是個變性人。”當時，我被他那種陽光的笑容小小地沖擊了一下。因為，我之前在資料里看到的變性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在社會的角落，不敢、也不會如此大大方方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這也讓我想起了當初在參加那個社會創新比賽時遇到的一幕。一位北大醫學院的教授問了我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歐洲已經有很完善的性教育系統了，我們為什么不直接搬過來，小翅膀存在的意義是什么？”我回答他，“我們要做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性教育”，全場爆笑。

我承認，這是一個抖機靈的回答，因為當時的我還無法更有力地給出“無法照搬”的理由。來到新加坡后，這個理由就擺在眼前——國情不一樣，性教育的基礎不一樣，怎么搬呢？

盡管無法把別人的搬進來，但這并不能說明我不能搬出去。因為熱衷于了解當地的性教育現狀，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他們流行，對性侵事件中的受害方也有譴責的聲音。于是，我也聯系了一些新加坡當地的高中學生，在線上通過微信群分享性知識，同時試著通過他們，走進新加坡學生的課堂。我還建立了一個新的公眾號，叫做“肉豆蔻”，用結合熱點的方式推送一些性知識。

今年我18歲，依舊很年輕，但我已經做了兩年性教育的嘗試，年輕從來都不是不可以做這件事的理由，就像當初“局座”質疑我時，我回答他的那句話：“性教育的開始，永遠不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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