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改革時弊，在內政治理方面頗有一番作為，例如他推行“攤丁入畝”“改土歸流”“官紳一體納糧”等政策，為“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雍正元年，雍正創立了“養廉銀”制度，成功緩解了國家財政緊張、官員貪腐成風等尖銳的社會局面。養廉是雍正首創，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從雍正登基時的財政大環境談起，淺談清朝的“養廉銀”制度。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年少即位，除鰲拜、平三藩、收臺灣，為國家統一做出巨大貢獻。但到了康熙中后期，朝廷和地方的藩庫日漸不支，虧空嚴重。到了康熙晚年，清朝的財政入不敷出，出現“庫帑虧絀，日不暇給”的局面。雍正繼位當年，清朝國庫的存銀僅有八百萬兩，對于雍正來說，西北用兵，江南賑災，區區八百萬兩白銀，囊中羞澀，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當時清朝的國庫為何如此羞澀呢，原因有三：

其一，戰爭原因。康熙年間，南方平定三藩，北方戰沙俄，東方，西方遠征噶爾丹。頻繁的戰爭，導致開銷巨大。《清圣祖實錄》中，康熙自己曾說：

蓋自用兵以來, 因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促間無可設法,勢必挪用庫帑……是以各官費用動輒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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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庫銀虧空。康熙晚年戶部存銀之所以不多，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員的大量挪用。不管是八旗功勛，還是朝廷新貴，都伸手向戶部借款，蔚然成風。因為是“借”，而不是“貪”，康熙念及這些人對大清有功，于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愈演愈烈。最后導致，戶部虧空嚴重。

其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貪腐。康熙晚年，朝廷的進項日益減少，而賑災、軍費的開支卻日漸增大。朝廷下撥的轉款，被層層克扣。而地方上繳的稅銀，也被層層貪腐。而康熙到了晚年，以“寬仁”治天下，縱容了官員的貪腐。

正是因為以上三個原因，雍正剛剛登基時，日子過得十分捉襟見肘，這種財政環境，倒逼雍正必須做出改變。

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官員的工資待遇各不相同。其中，宋朝的官員工資最高，漢、唐次之。明朝時期，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從小的生活環境讓朱元璋覺得“凡官皆貪”，因此大幅壓低官員的俸祿。清承明制，官員的工資并不高。根據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中介紹，清朝正一品官員，一年的俸祿僅為180兩，平均每個月15兩。而七品官員，一年俸祿45兩，平均每月不足4兩。為方便理解，小編將清朝官員的俸祿制成表格：

就拿一品官員來說，年薪180兩是什么概念呢，以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紅樓夢》中的兩個例子來說民當時的物價。第一，劉姥姥進賈府時，王熙鳳贈她20兩銀子，讓她回去給孩子們做幾件衣裳。 第二，賈璉的小妾尤二姐去世后時，賈璉騎馬去棺材鋪賒了一口500兩的棺材。官員的開銷，不是他一個人的吃飯穿衣，包括他老小的吃穿用度。一品大員的月薪15兩，而買衣服就要20兩。如果家中有婚喪嫁娶等大事，一年的年薪也不夠。

需要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像海瑞那樣清貧，雍正的寵臣、浙江總督李衛給雍正的奏折中曾提到“年共約費八千兩”。也就是說，李衛一家老小的日常用度、官場應酬等各種開銷，一年下來共需要八千兩，朝廷給的俸祿遠遠不能滿足。當俸祿不能滿足日常開支時，就很容易誕生貪腐。

康熙年間，貪腐案件層出不窮。例如，康熙二十三年，廣東巡撫金俊貪污兵餉八十九萬兩。康熙五十三年，戶部尚書希福納貪腐高達九十七萬兩。當然，俸祿低只是貪腐的一個原因，另外，官員的操守敗壞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雍正能夠快速解決的，是官員的俸祿低問題。這就誕生了一種新的制度——養廉銀制度。

雍正創立養廉銀制度，是想通過提高官員的待遇，來達到官員清廉自守的目的，也就是所謂的“厚祿養廉”。

實際上，中國古代就有“厚祿養廉”的思想，西漢漢惠帝年間，曾下詔：

“吏所以能治民也……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

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也主張厚祿養廉，他認為只有提高官員的俸祿，才能讓官吏“離于貪鄙之行”。當然，關于“厚祿”到底能不能“養廉”，一直存在爭議。比如宋朝官員的工資很高，也有童貫、高俅等貪官。因為治貪是一個很復雜的話題，官員本身的操守也很重要。但雍正登基之初，官員俸祿過低，養廉銀制度在防止貪腐方面確實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根據《皇朝文獻通考》所載，雍正元年，雍正在深思熟慮之后，開始推行養廉制度，而第一個試行養廉銀的省份，是山西。一般來說，養廉銀是俸祿的10倍到100倍。但因為各個地方財政收入不同，因此并不固定。以山西為例，雍正初年，山西巡撫諾岷是從二品，他的俸祿在當時僅有155兩，但他率先推行養廉銀制度，到了年底，他拿到的養廉銀是12000兩，是俸祿的77倍。這個數據并不夸張，再例如，晚晴時期，著名的淮軍將領，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155兩，他的養廉銀是10000兩。

養廉銀制度在山西試行后，官員們得到了好處，讓其他省份的官員垂涎不已。到了雍正二年，試行規模逐漸擴大，最終推廣開來。

養廉銀制度的創立和推廣，要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錢從哪里來？上文提到，雍正登基時國庫空虛，朝廷沒有錢，從哪里提高官員待遇的呢？這就要講到養廉銀的經費來源——耗羨歸公。

早在明朝時期，特別是萬歷年間，張居正改革后施行“一條鞭法”，老百姓每年向地方交納的糧食都折合成銀兩，官府收到老百姓手中的碎銀之后，需要熔化鑄成整銀。在這一過程中，銀兩有大量的消耗。消耗的部分，被稱為“火耗”，需要老百姓補齊。也就是說，老百姓向朝廷交納賦稅的時候，實際上比朝廷規定的數額要多。

但各地官吏為了中飽私囊，會把“火耗”提高，最終老百姓交的火耗超出了被消耗的部分，有了盈余，而余下的這部分，被稱為“耗羨”。在一般情況下，耗羨大多被地方官貪墨了。雍正實施養廉銀制度的前提，就是耗羨歸公。也就是說，把多收老百姓的錢，歸到公賬上，然后再折合成養廉銀，發給官員。這種做法，實際上有四層意思：

第一，雍正是用地方上的錢，來養地方上的人，國庫并沒有多拿一分錢。

第二，地方上的耗羨之前是被個別人貪腐，養廉銀制度推行后，這筆錢被按照公開的規則，分給了更多的官員。

第三，這種耗羨歸公結合養廉銀制度，相當于朝廷默許地方官“公開”、“合理”地分享耗羨。把個別人的“灰色收入”，變成了大家的“白色收入”。

第四，這種做法，即提高了官員的待遇，又避免了個別人的集中貪腐。耗羨歸公是養廉銀制度的根本，也是養廉銀的經濟來源。與此同時，耗羨被公開化，各地官員必須透明地向老百姓征繳火耗，火耗的征收，反而降低了，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

耗羨歸公的數額很大，不僅滿足地方的養廉銀所需，還可以填補地方的虧空，上繳國庫。雍正在位期間，國庫日漸充盈，耗羨歸公的功勞很大。

另外，關于養廉銀的經濟來源，除了耗羨歸公外，雍正時期推行的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制度，也給地方和朝廷增加了收入，也是養廉銀的經濟來源之一。

雍正推行的養廉銀制度，對清朝的官員影響極大，對清朝的政治也產生影響。但這一制度，有他的利與弊。

• 1.養廉銀制度的積極意義：

雍正登基時的財政環境較為不樂觀，貪腐成風，同時官員工資過低，雍正創立養廉銀制度，旨在通過提高官員的待遇來解決官員貪腐問題。這個制度的創立，起到了一定的積極重用，其表現可總結為三點：

第一，養廉銀制度，緩解了官員的貪腐，吏治日漸清明。

在養廉銀制度之前，官員的俸祿過低，和他們“十年寒窗”的努力不成正比，為了過上優質的生活，因此誕生大量的貪腐。養廉銀制度誕生之后，從兩個方面達到了遏制貪腐的作用，一個是提高了官員的物資待遇，另一個是切斷了連接上下級的腐敗鏈條。特別是對于耗羨歸公等明確之后，底層官員的直接貪腐來源被限制，切斷了他們和上層官員的腐敗鏈，官員的貪腐得到抑制。雍正時期的名臣孫嘉淦曾說：

“養廉銀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而攤派無由。即無害于民，復有補于吏治。”

第二，火耗征收降低，減輕百姓負擔。

因為雍正施行耗羨歸公來作為養廉銀的經濟來源，在養廉銀制度之前，各省在火耗的征收上并沒有統一標準，各地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以至于民間火耗逐漸提高，百姓不堪重負。在養廉銀制度實施之后，火耗的征收日趨標準化和透明化，百姓所繳納的火耗反而降低，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第三，養廉銀制度充盈了地方和朝廷的藩庫。雍正年間，全國耗羨歸公的銀子每年約四百萬兩，各省官員的養廉銀開支約為二百八十萬兩，每年有大量的盈余。這些盈余，除了上繳國庫外，也可以彌補地方財政的虧空。若遭遇天災等重大變故，地方上的財政壓力減小，給朝廷國庫的壓力也相應減小。所以說，養廉銀制度讓地方和朝廷都成為受益者。

• 2.與此同時，養廉銀制度也有他的弊端和不合理性，表現為以下兩點：

第一，養廉銀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地方的耗羨歸公，但火耗并非正式的稅收，其存在本身就不合理。也就是說，所謂的養廉銀制度實際上是把國家該負擔給官吏的薪酬，轉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第二，養廉銀制度在雍正朝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因為這項制度需要配合像雍正這樣高壓反腐的帝王。到了乾隆后期，養廉銀制度日漸僵化，乾隆對貪腐的治理沒有乃父嚴格，再加上地方上執行力不足，財政日趨混亂，反而加速了腐敗。

治理腐敗，是各個朝代所面臨的問題，雍正登基之初，結合當時的財政大環境和政治背景，創立了養廉銀制度，在雍正一朝，產生了諸多積極意義。但這種制度并不是萬能的，他需要和當時的時代背景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