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中國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開始謹慎地斷言，通過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中國能夠實現更大的經濟增長。這是個大膽的言論，但是得到當時中國的新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讓知識分子重新參與到政策制定中來。

4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有目共睹，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知識分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僅承擔著協同制定政策的重任，還履行著批評與解釋政策的使命，同時持續投入觀察研究的工作。他們經年累月打磨的專業能力與升華而成的思想，就在每一篇文章里。而讓這些思想傳遞給更多的人，是第一財經的使命。

在國際形勢動蕩、財經風云變幻、信息碎片和偏見到處蔓延、浮華塵世與現實焦慮交融放大的時代背景下，這一群思想的創造者，他們審慎地保持著獨立，又熱切地投身變革。我們僅用一年的時間就看到，他們那些深邃澄澈的思想，如何指引大眾穿越迷霧，看清方向，看到終局。而我們相信，在未來更長的時間，有更多這樣的思想加入進來，彰顯出專業的力量，熠熠生輝。

這一篇，既為一財號里一篇篇優秀的作品，更為展現作品背后作者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傳承。

1、宏觀經濟

我們無法忽略過去一年當中最重大的命題——疫情。席卷全球的疫情之下，一切都無法用常態化的眼光預測判斷。“疫情”、“衰退”與“沖突”，構成了2020年全球經濟形勢的三大關鍵詞。這三個關鍵詞，仍將在2021年繼續發酵。

張明在一財號內容《展望2021：從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中這樣開篇：2020年全球經濟將會陷入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2021年能否實現V型反彈還面臨著一系列不確定性。張明認為，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很可能不及5%，在4%上下。

相較于這樣的溫和，趙建在《2021宏觀展望——脆弱的復蘇，危險的泡沫與極化的世界》中表示，“展望2021，過度審慎的話語依然不合時宜。的確，核心資產荒將依然蔓延，但金融泡沫可能進入2.0狀態”。他將百年一遇的2020年中宏觀經濟的表現概括為“砸了一個大坑，吹了一個大泡”，來說明實體經濟在疫情的沖擊下，經濟增長出現了的L型大坑（停工停產，供需斷層）；以及與實體經濟形成鮮明對比的，金融體系卻在特殊的時間段內（貨幣脈沖+被動儲蓄）吹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J型大泡沫。他預判2021年實體經濟要從坑里爬出來，步入漫長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斷層修復周期；而同時，當實體經濟開始走向復蘇，走向再通脹的時候，金融資產的大泡沫將處于危險的境地。一個K型的分化世界已經打開，金融資本的饕餮盛宴并無法彌補深層次的各種裂痕，反而會加重這些裂痕。金融資產總量的繁榮背后，是一個隱性的結構崩裂的危機。

而伍戈認為，在展望之前，應該冷靜地沉思《過去一年，市場預測錯了什么？》他在文中說，作為外生沖擊，疫情暴發固然難以先知先覺，但過去一年市場對宏觀經濟預測最為明顯的偏差是：低估了進出口，高估了投資與消費。除此之外，市場對物價及貨幣數量方面的預測誤差相對較小。

《展望未來十年混沌中的10個確定性》中，作者邵宇不愿被不確定的洪流裹挾，而更希望能主動出擊，他說，“我們時刻處在一個確定性混沌的時代，但有些人看到的是‘確定性’，有些人看到的是‘混沌’。這取決于觀察者的歷史觀。歷史足夠長，未來才像是一條直線。”

因為疫情的刺激，原本隱晦的國際矛盾暴露得更加明顯，關于“雙循環”還是“內循環”的爭論之聲不絕。對此，張岸元將目光拉升至四維的高度，他在《外循環實現追趕，內循環謀求超越》中提出，對外依存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不是國內大循環是否居于主體地位的衡量標準。國內循環取得成功的標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國內要素供給，打通從科學到技術、到產業化、到消費普及的閉環。

2.十四五規劃

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一種政治共識，即在20世紀下半葉，政府應在經濟管理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凱恩斯認為，經濟不是一把搖椅，不能寄希望于它在搖晃過后總是能可靠地回到原點，經濟更像是一把輪椅：在不可避免的混亂過后，需要政府的手來把椅子推回原處。

在混亂與不確定性成為底色的這一年，“十四五”規劃這只政府手勢顯得尤為重要。董煜在《“十四五”規劃<綱要>的正確打開方式》中一如庖丁解牛，一如雅士拆蟹，從各個角度層面，教我們看懂“十四五”規劃《綱要》。他發現“20個指標是計劃改規劃以來最少的一次。指標的增減變化，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也折射了更加綜合的新視野，本身就帶些歷史的滄桑感。如‘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長’，替代的是R&D指標，應能更科學地衡量創新的投入；‘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也是個漂亮的新指標；民生指標中的醫師數、托位數指標，也都是瞄準了現在的痛點。”

劉俏則以一位學者的敏銳，在《“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五大趨勢》中用質樸的語言說道，“十四五”規劃里講到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換句話說希望幾億人住下來，而不是只在城里打工，最后回到農村。怎么讓他們住下來，這里面涉及居民住房建設，也就是房地產第二輪發展。以讓人住下來為主體，同時圍繞他們的消費所產生的新行業將會在未來發展起來，這一切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大趨勢。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而農村轉移人口城市化是必須走的一步，這也是未來最值得關注的趨勢。

3.人口

對中國來說，這一年有個大事件，就是第七次人口全國普查，在《“七普”背后的焦慮與期待》一文中，梁云風開宗明義，焦慮的來源，是因為數字。

的確，數字對于一個宏大復雜事件的研究，意義不可限量，不僅是直觀，更是誠實的線索。關于人口普查數據的重大意義，經濟學家本雅明·阿佩爾鮑姆.在《經濟學家時刻》中說了這么一件往事：在現代社會的開端，各國政府對自己的國家知之甚少。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人口、收入、財產，只有一個大致的概念。直到1857年，一位名叫欣頓·黑爾珀的年輕美國南方人，用人口普查數據來證明奴隸制對南方是不利的。在黑爾珀看來，奴隸制度的關鍵問題不在于道德敗壞，而在于效率低下。這是第一次從經濟角度而非道德層面譴責奴隸制度，對上層建筑來說，無疑是更重要的理由。

也是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任澤平更新了他的數據，《2021中國人口大遷移報告》為我們展示了全中國人口遷移的全貌圖卷。他以歷史的維度與情懷開篇：“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幾百年來，全球史詩般的人口大遷徙引發了區域興衰、產業更替和霸權更迭”，卻以極為翔實和冷峻的數據作為主料，分析是什么驅動了人口大遷徙？未來中國人口向何處去？帶來哪些機會和挑戰？他向政策制定者建言，要充分尊重人口和產業向優勢區域集聚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一位通曉人性的、務實落地的經濟學家才會給出的建議。

還是人口，更有話題度的“三胎政策”來了。持續關注人口政策的付一夫立即撰文《如果“放開三胎”，你愿意生嗎？》，迅速問鼎流量波峰。他曬出養娃總賬本，從社會福利到女性意識，從傳統觀念到政策調整，分析得極為透徹。

事實上，就在60年前，這種研究和分析還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當時，學者加里·貝克爾曾經用消費需求理論提出這樣一個推測：如果將孩子視為耐用消費品，TA還能帶來收益——主要是指為父母帶來精神上的愉悅收益。在此之前，從未有人用這一理論分析解決孩子的數量和質量問題，而質量，是指為每個孩子所支付的健康、教育，以及其他項目開銷的總額。

對于生育率的經濟學分析，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它不僅僅加深拓寬了我們對于人口變化趨勢的理解，也對現實生活有著醍醐灌頂的意義。網絡上的“金句”調侃一時口嗨，但付一夫的這篇文章卻能令你常常溫習，在迷人的夜里存著一絲冷靜。

關于生育，我們能在李超的《生育率與城市化哪個對房價影響大?》中找到共鳴，他直接指出，生育率低實際上也是高房價所引發的不良后果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陸銘的《一定要買學區房？》一文中可以發現解決的路徑。這篇文章中，作者給出了三個有可能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有機會接觸到優質教育資源的機制——獎學金制度、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及從總體上增加教育的投入。未來似乎明亮起來，這就是不僅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還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文章帶給人的心安。

4.投資

教育資源的不公平令人無奈，與之相比，股票市場雖然殘酷，卻顯得公平。在投資市場里，人們被重新塑造成消息靈通、大權在握、掌握自己命運的人。長江商學院的教授撰文《A股很可能處于大牛市前夕，理由在這里》，只靠標題就給了投資者信心；王國斌繼續肯定《未來幾年都不要贖回》，跌宕起伏的市場立即變臉。

也有苦口婆心教育投資者的，比如洪灝《基于<預測>的投資策略——我們如何布局這一輪周期》里談到，“人性告訴你，抱團取暖是最安全的。幾百萬年人類的進化告訴我們，這是最安全的，活得最長的方法就是抱團起來。” 也有人始終抱持警惕的態度，比如作者芮萌在《抱團追大現泡沫，機構的新戰場在哪里？》中提醒：“估值走高，而盈利能力沒有跟上，當下公募基金抱團資產已經進入泡沫放大的過程。我們沒辦法預測這個過程什么時候結束甚至逆轉，但是可以確定地認為，基民通過追捧明星基金經理的方式進入A股，勝率會顯著下降。”他還在《基金，持有多久才對？》一文中直擊痛點，分析“長期是多長”這一大部分專家不敢觸碰的話題。

中國資本市場的全面注冊制度改革，讓業內人士振奮。張奧平在《2021中國資本市場十大預測：內卷消逝、增量重現》中說，“2020年，中國資本市場在而立之年迎來了全面注冊制改革，這將推動其在2021年告別內卷、增量重現。”對于突發事件做出的及時解讀，夏春的《港股突增印花稅，對市場影響有多大？》是連新聞記者都追不上的速度和專業度。

管清友在《東方欲曉，汽車風景這邊獨好》中表示，隨著新能源汽車的強勢崛起，中國汽車仍有擴張空間，長遠來看，氣候問題將倒逼汽車行業從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完成重大轉型與升級，賦予汽車行業全新發展動能。長短周期疊加，汽車新時代已經來臨，危與機并重。

張明在《漫談股市與房市的“頭部化”現象》中從公司基本面、投資者結構、金融周期階段、估值合理程度這四個方面來看，未來中國A股市場上行業龍頭股表現好于中小盤股票，恐怕是大概率事件。而“頭部化”現象并非僅會出現在中國股市，未來10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會出現這一現象，而且其程度與股市相比很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6.消費

傳統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寫道：“經濟增長本身不可能被理智地視為目的。發展必須更加關注改善我們的生活和我們享有的自由。”我們的作者也同樣在關注經濟增長中人的生活。

黃大智直接用標題《中國的居民消費在全世界處于什么水平？》發問，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到，2020年我國最終消費率接近55%，而一般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為80%左右，相比于過去，同樣取得一萬元的國民收入，在分配中，居民的獲得變少了，從而影響了消費。他還提到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除了居民收入的高低會影響消費外，收入差距是另一個與收入有關的重要因素。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消費在收入中的占比會逐漸降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其消費率會變低。因此，同等收入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費率就會越低。

無獨有偶，鐘正生在《提升居民消費傾向成為中國一項中長期挑戰》中針砭，長期以來，我國在激發消費潛力、夯實國內市場方面，一直缺乏整體性、深層次的改革政策配合。消費政策往往以簡單刺激部分領域商品消費為主（典型的是汽車、家電）。但幾輪刺激政策下來，往往只是形成了對未來消費的透支，甚至造成了一些局部的負面效果。他認為，不能將消費不足甩鍋給疫情，“如何提升我國居民消費傾向成為我國面臨的一項中長期挑戰，新冠疫情可能僅是短期內壓制居民消費傾向的‘順水推舟’因素。不能寄希望于屢屢爽約的‘報復性消費’來扭轉乾坤，而須將其作為我國可能面臨的中長期挑戰來應對。”

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蔡昉在《共同富裕三途，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結構》給出了三條路徑，認為很多家庭可以從低收入群體或次低收入群體不斷跨越收入組，進入更高的等級中，這個群體是社會流動的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7.貨幣

“貨幣”這個詞，既有種歷史的疏離感，又有種熱辣的市儈感。疏離感在于，它從宏觀上是個抽象的概念，如唯物主義經濟學家們所說，它只是一層面紗；而在現實生活中，它意味著可以用來購買交換幾乎所有感官享受。貨幣到底是什么？從宏觀層面看，它只是個數字游戲么？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是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這個令普通人一頭霧水、經濟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在經濟學家韋森《全球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的真實原因——源于貨幣“革命”的視角》（上）、《全球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的真實原因——源于貨幣“革命”的視角》（下）文中顯得異常條理清晰。

這篇文章從貨幣發展的歷史觀看待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認為全球主要國家都陸續進入銀行記賬貨幣時代，當今世界實際上已經和正在發生從“less-cash societies”(少現金社會）向“cash-less society”（無現金社會）的轉變，就大多數國家的貨幣制度來說，我們已經不再是紙幣時代了，而是處在銀行賬戶中的數字記賬貨幣時代。而他看到，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無形資產投資在增加，雖然有形資產的投資在下降，但無形資產投資增加了。投資統計因投資失敗不能轉化為固定資產，也無法轉化為GDP增長的統計，從而導致當今世界西方國家長期經濟增長停滯的表象；而中國“有形資產投資在急劇膨脹”，所以經濟仍在高速增長時期。但是，近幾年中國的無形資產投資開始涌現，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速可能會開始下行。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于自己尚未厘清的概念，也在文中坦承。敏銳、扎實、寬廣而真誠，真正的學者令人敬佩。

另一位學者，則從重新興起的現代貨幣理論發現全球經濟狀況端倪。“對于金融市場而言，模糊的正確遠遠大于精確的錯誤。而預測的正確，關鍵在于是否抓住了起主導作用的機制”，胡偉俊在《從現代貨幣理論看中國經濟》中文筆洗煉優雅地闡述出，現代貨幣理論（MMT）的預測能力比主流理論要好很多，而它的預測能力主要來自凱恩斯理論，因為，凱恩斯理論誕生的上世紀30年代，和過去十年有效需求長期不足，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全球經濟環境非常相似。胡偉俊在文中提到：社會經濟的大時代，決定了不同經濟理論的解釋能力。不同年代誕生的經濟理論，為了解釋所在時代的現象，就會強調不同的機制。他以開放和質疑的態度用“歷史也不斷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永遠充滿了意外”收梢，似乎讓人看到了經濟學家剛剛興起的年代精神。

那么，一個國家的貨幣國際化意味著什么？人民幣國際化是近兩年討論的熱點，周誠君在他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與新機遇》一文中沒有空洞的大話，而著眼于變化。他將人民幣國際化分為不同階段，認為2016年以后，人民幣國際化的邏輯發生了變化。他強調“不可能三角”：一個國家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和跨境資本的自由流動三個目標中，只能實現其二，必須放棄一個。如果中國央行管不了人民幣匯率，或者說放棄固定匯率目標，那么它可以選擇的其他兩個目標就非常清晰：一是貨幣政策保持獨立性；二是跨境資本實現自由流動，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金融開放、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信譽與獨立性，是貨幣贏得國際認可和信任的基礎。

8.環保

有更多的人關注到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周小川在《邁向“碳中和”過程中的兩個機制性議題》中提到，需要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好預判和專題研究，努力為國際談判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意見。一是關于邊境調節稅問題，這涉及碳腳印所測算出來的含碳量及資金使用方向；二是關于碳市場連通的問題，這涉及國際碳市場的合作問題。

劉科在《冷靜透視電動車、氫能和我們的未來》中用大量例證和平實的文風告訴讀者，新能源大規模應用的方法是把風能、太陽能的儲能以液體的形式儲存。今天是甲醇，未來也可能是其他更好的液體。把風能、太陽能以液體形式儲下來，再利用人類花幾萬億美元建的液體基礎設施，就可以做到碳中和，而且也可以讓電動車和燃料電池有更大的發展。

企業與社會、企業與人、企業與自然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與沖突。在可持續發展的大概念下，一些企業和更多企業投資人意識到這一點，并試圖做出改變。孫明春在《ESG投資的經濟學意義》中闡述了ESG（即環境、社會責任及企業治理）投資近年來呈現出指數型成長態勢，認為它的興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它試圖在政府干預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勵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挑戰，降低技術快速變革可能帶來的安全隱患、沖突及社會矛盾，實質上是在重新定義企業與市場的邊界。

碳中和、清潔能源、更負責任的企業，閱讀這些文章后，給予人的不是盲目的樂觀與激昂的情緒，而是知曉真相之后，生出的希望。

這也是我們想要做的，不是附和渲染大眾情緒，而是傳輸更多專業且有建設性的內容。

2020年9月，第一財經啟動了一財號平臺，招攬頂尖學者、專家、企業家來這里發表觀點。一年來，一財號吸引了近400名活躍財經名人入駐，包括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等。這些專家在一財號每天發布高質量稿件數十篇，其中大量內容是獨家首發，并迅速被各大互聯網平臺轉載，有的還登上了熱搜，甚至被外國媒體關注和引用。伴隨影響力的迅速增長，未來三年一財號將進一步“擴容”還計劃吸引上千名頂級的經濟領域專家，讓他們通過多種方式切磋觀點、與大眾密切互動、激發思想火花，與第一財經共同承擔傳遞專業、理性聲音的責任，打造財經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輿論場。

明年此時，我們將再次帶來新一年的思想盛宴，敬請期待。

（本文作者：王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