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的一間教室里，師生用兩節課時間用AI生成了一部校園短片；在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教室直接被搬到了與學校合作的短劇生產企業。

　　過去，制作一部微短劇，繞不開傳統影視工業的基本流程：找演員、租場景、準備道具，拍攝、剪輯、后期，一個環節都不能少。但現在，AI正在改寫這套生產邏輯。

　　AI短劇狂飆，中國網絡視聽協會發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劇創作指引》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全行業上線微短劇約12.8萬部，其中AI短劇超過12.2萬部，占比超95%。

　　產業的變革必然引發教育的變革，以產教融合為辦學定位的職業院校，其人才培養正在發生變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多所高職院校后發現，AI正在重構院校影視、創意等相關專業的人才培養。

　　把教室搬進企業里

　　當學校的人才培養跟不上AI短劇的迭代速度時，一些教師決定把課堂搬到企業里去。

　　近日，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的一間工作坊里，學生正在制作AI短劇。這是該校創意設計學院副教授孫勇帶隊的AI漫劇訂單班。孫勇的手機里存著幾十個工作群，大部分是學生在制作中遇到問題自發組建的。

　　“剛開始做的時候，一個兩分鐘的測試片，我們磨了兩周。”孫勇說。企業審核片子后，與學校正式簽了60集的合同。孫勇的團隊也從3人擴充到10人。

　　但當孫勇帶著學生正式開始做一部60集的AI短劇時發現，改變遠比想象中復雜。在不同學生的操作下，同一個角色第一集與第二集的人物面部特征不一致，同一場景生成的畫面色調迥異。“每個學生對人物關系和表演的理解不一樣，即使用相同的生成模型和工具，出來的效果依然五花八門。”孫勇說。

　　為了真正成為具有創作能力的劇組，孫勇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帶著團隊學生直接搬到合作企業與光同塵(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位上，跟企業的制作人員一起干。

　　孫勇發現，學生的工作效率完全不一樣了。以前做一個鏡頭，等教師反饋要半天，到了企業，隔壁工位的技術員看一眼就能指出問題，學生馬上改、馬上出片。一個假期下來，核心成員能力提升明顯，整個團隊的配合流程理順了。

　　學生的這股勁頭，很大程度上來自孫勇自己的“較真”。作為團隊帶頭人，孫勇堅持自己先“弄懂”，再教學生。與光同塵(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金銘記得，有一次快下班時接到孫勇電話，說有幾個鏡頭問題想當面聊。沒過多久，孫勇就趕到公司，和技術人員一起工作到深夜。

　　如今，孫勇的訂單班已經能穩定交付商業項目。學生按5人一組分工：一人負責劇本改編和美術設計，三人負責分鏡生成和畫面優化，一人負責后期剪輯合成。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大二學生藍國鏜就是團隊的一員，參與制作的AI短劇上線后，掙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7000元。

　　同樣的校企合作模式，正在更多院校落地。

　　在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計算機工程技術學院(人工智能學院)辦公室副主任楊玲的AI短劇項目班吸引了180多名學生報名，最后被錄取56名。

　　“我們優先吸納數媒專業的學生，因為他們有良好的審美素養、影視思維和技能，契合AI短劇創作核心能力要求，剩余名額則吸納學習能力突出的跨專業學生。”楊玲說，篩選標準是閱片積累、畫面感知、后期剪輯基礎及視聽語言能力。“要懂得何為優質的影視內容，才能依托AI做好短劇創作。”

　　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則采用了“校內生產性實踐基地”的模式。該校創意設計學院院長宋連凱介紹，他們和與光同塵(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共建了AI影視創新設計產業學院，企業技術人員常駐學校工作室，學生直接拿真實項目練手。16個學生一個專班，3月組建，4月已經有作品提交平臺審核，優秀的學生還能領每月兩三千元的實習工資。

　　“學生做的片子，有一個發到抖音上，播放量幾十萬，下面有人催更。”宋連凱說。

　　遭遇哪些現實困境

　　一部60集的AI短劇，需要成百上千次生成，每次都要消耗算力。有的企業可以一年花上千萬元向大模型公司買額度，職業院校卻難以適應這種“高頻次、小額度、按次扣費”的模式。

　　算力成本是幾乎所有受訪院校共同面臨的難題。“目前學校還不支持算力消耗額度的報銷，課程要求學生自費支付也并不現實。”杭州職業技術大學動漫設計專業影視工作室負責人來洋說：“學生課堂練手用免費額度還行，真要規模化生產，根本撐不住。”

　　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創意設計學院院長謝芳也認為，算力是目前最大的制約因素。“企業給我們的橫向課題經費里，很大一部分要用來買算力。如果學校自己開課，這筆錢誰出？目前還沒有解決方案。”

　　另外，技術迭代的速度讓教師很難跟上。來洋在和AI短劇企業實習的學生溝通中發現，學生對崗位薪資和辦公環境整體滿意，但對未來發展普遍心存顧慮。“AI迭代太快了，今天學的工具兩個月后就升級了。如果實習只是做標準化生成，學生很難建立核心競爭力。”

　　來洋舉了個例子：去年學生使用AI生成視頻，文本生成、分鏡設計、配音等需要不同的平臺跨平臺去使用，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而今年隨著國產AI軟件的革新，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平臺就可以完成全流程的創作，過去的教學內容就顯得過時和沒有意義了。“這對我們課程內容設計產生了很大的挑戰。”

　　更棘手的是企業用人邏輯與教育規律之間存在錯位。何金銘坦言：“現在AI把技術門檻打下來了，只要會寫提示詞，就能生成一段像樣的畫面。”有些企業為了效率，會把學生分成生圖組、剪輯組、合成組，一人只做一個環節。“但我們跟合作院校強調，必須讓學生全流程都體驗。否則出去之后只會生圖，創意敘事能力怎么辦？”

　　謝芳也反思：“如果我們只是幫企業做‘代工’，學生永遠在最低端，那我們的教育就沒到位。”

　　評價體系的問題同樣突出。宋連凱說，以前學生交一個作業，教師打分就行。現在，學生用AI生成的作品，畫面精美、色彩和諧，按傳統標準能給90分。但宋連凱問學生：“這個構圖為什么這樣安排？這個色調想傳達什么情緒？”學生答不上來。

　　“學生會用AI，但不懂創作。”宋連凱認為，如果只按好不好看來打分，學生的審美力和創意力永遠不會被激發。

　　于是，他調整了評價標準。現在，他的學生交AI作品必須附一份“創作說明”：為什么要選這個主題？提示詞是怎么設計的？中間迭代了幾次？每次修改的原因是什么？“我們評的不是AI生成的畫面，是學生的思考過程。”

　　AI時代，人文情懷要貫穿人才培養始終

　　針對這些困境，謝芳認為：“工具可以生成畫面，但生成不了故事，生成不了情緒，生成不了審美判斷。而這些，恰恰是學校應該教給學生的。”

　　“審美、價值判斷絕對不能丟。”在楊玲看來，故事創作能力、后期剪輯能力、鏡頭組接的專業素養AI做不來，必須學校培養。

　　“一部片子，百分之四五十的難度在創作上。”楊玲說，什么樣的人物設定能抓住觀眾、什么樣的情節節奏讓人追下去、什么樣的鏡頭語言能傳遞情緒，這些都不是輸入提示詞就能解決的。“你得先懂，才能指揮AI去實現。”

　　面對上述問題，楊玲用自己的課堂改革給出了答案。她以宣傳海報制作為例：學生先按課堂要求用AI生成一張海報，完成作業，然后自己上網尋找真實需求，圍繞這些完成設計，形成作品。接著她幫學生對接觸媒渠道，讓作品轉化為產品；作品被采用后學生拿到稿酬，產品最終成為商品。

　　“學生拿了第一筆稿費的時候，在班級群里發紅包，興奮得一晚上沒睡。”楊玲說，“他們現在知道，自己做的東西不是老師在打分，是市場在檢驗。”

　　宋連凱提出了“三度融合”的理念：文化高度、設計溫度、數智廣度。他特意保留了設計美學認知實踐課，但把授課方式從“老師講美學理論”改成了“學生帶著任務去感知”，去博物館看展覽、去老街拍建筑、去鄉村調研非遺工藝，回來用AI把感知到的美學元素轉化成設計作品。

　　“越是在AI時代，人文情懷越要貫穿始終。”宋連凱說。

　　針對學生關于“AI短劇會不會火兩年就沒了”的擔憂，孫勇用一個故事回應：“兩個人去森林打獵，一個人喊‘熊來了怎么辦’，另一個蹲下來系緊鞋帶說‘我要跑得比你快’。AI就是那頭熊。跑得快的學生，出去就能更好適應社會。”

　　孫勇告訴學生，一個能在AI短劇領域把事情做好的人，換到其他領域也能做好。“你會文案生成、圖片生成、視頻生成、音樂生成，又會商業推廣、運營，這些能力擺在那里，干什么都能成。”

　　何金銘則特別看重“閱片量”。他要求學生每周看3部電影、10集短劇，寫觀后感。“你腦子里沒裝過幾百部片子，根本不知道什么鏡頭有沖擊力、什么節奏抓人。AI可以幫你生成畫面，但生成不了‘什么是好的’這個判斷標準。”

　　謝芳還提到了價值觀引導。“我們對劇本內容嚴格把關，有暴力傾向的、低級趣味的絕對不接。”同時，她鼓勵學生用AI短劇做非遺傳承、文旅推廣、防詐騙宣傳。“市場要商業變現，但學校要引導學生做有價值的內容。”

　　采訪中，不可替代性是幾乎每位受訪者都提到的詞。

　　“AI可以替代‘生成畫面’這個動作，但替代不了‘為什么要生成這個畫面’的思考。”宋連凱說，“職業院校要培養的，不是會按按鈕的人，而是能駕馭技術、有審美判斷、有創作主張的人。”

　　楊玲的評價標準變了。以前是她給學生打分，現在是市場打分。作品被企業采用算及格，拿到稿酬算良好，能持續產生商業價值才算優秀。“這個標準比我的分數管用得多。”她說。

　　2026年4月，楊玲收到了一名學生的消息。這名學生去年從訂單班畢業，現在在一家影視公司做AI導演助理。消息里附了一張片場的照片，不是實拍片場，是一排電腦屏幕，屏幕上正在進行的是一集AI古裝劇的分鏡生成過程。學生寫道：“老師，我在指揮AI按我的想法出片。”

　　楊玲把這條消息截圖存了下來。“這就是我們做這件事的意義。”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瑞璇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6年06月19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