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曾是中國熒屏上最“板著臉”的存在。科教片式的嚴肅、說教式的旁白、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鋪陳，構成了一代人對紀錄片的集體記憶。《何以中國》紀錄片導演、填海影業(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干超坦言，過去紀錄片界曾有一種“清高”的傳統，認為觀眾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紀錄片的首要任務是教育和提升。

　　如今，這一姿態正在轉變。紀錄片更將“人”的主體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用真誠的當代性表達去贏得觀眾。紀錄片不再是居高臨下的文化姿態，而成為平等真誠的對話方式。

　　浙江工業大學藝術創新設計研究院首席專家蕭寒曾執導《喜馬拉雅天梯》《我在故宮修文物》《一百年很長嗎》等紀錄片。他在分享創作心路時說，從《喜馬拉雅天梯》起步，到聚焦故宮修復師、走訪上百位民間手藝人，他逐漸發現非遺手藝人身上鮮活的生命力是獨屬于中國人的生命底色。拍攝過程中，許多鏡頭下的手藝人已然離世，影像成為留存他們技藝與人生的唯一載體。“非遺影像創作本質是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傳遞中國人獨有的生活溫度與人情味。”蕭寒說。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雷建軍點出一個關鍵事實：蕭寒“給紀錄片帶來了青春的觀眾”。《我在故宮修文物》引爆的報名熱潮——文物修復崗位從無人問津到每年萬人爭報，絕非偶然。這背后是影像對青年審美與價值訴求的精準回應。

　　紀錄片導演、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杜海濱認為，當紀錄片從“教育觀眾”轉向“點燃興趣”，非遺便不再是陳舊的歷史負擔，而成了青年主動探索、自我學習的精神富礦。“紀錄片真正要做的不是講透一切，而是把觀眾的注意力引向非遺這件事，具體的技藝細節留給觀眾自己去尋找。”

　　一個更深層的變化正在發生。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正從純粹的娛樂中解放出來，去選擇原創的、高品質的、真實的甚至深刻的內容。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院長尹鴻表示，當下新媒體渠道賦能紀實行業，行業發展潛力巨大。“以人為本是非遺影像核心內核，以鮮活匠人故事賦能非遺技藝，實現創作者、傳承人、觀眾三方共情。”尹鴻同時指出，紀錄片創作既要打破紀實創作邊界、融合多元創作形式，也要深挖匠人精神與工藝內核。

　　研討會上，多位專家表達了共同期待：讓更多創作者和青年學生加入紀實賽道，攜手挖掘大地上更多影像故事。當影像用真實的記錄力量將散落在日常角落的傳統文化發掘出來，讓它們與青年對話、與當代共振——非遺便不再是遺產，而是正在生長的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