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早就產生了關注人、重視人和愛護人的觀念，蘊含著豐富的人權資源。這些思想瑰寶是否代表中華文明人權理念的早期探索和獨特思想基因？其當代價值與世界影響為何？東西方人權話語體系存在著哪些根本差異？

　　日前，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講師李娟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權理念”為題，在該校講授人權通識課。來自秘魯、尼泊爾、突尼斯等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人權專家在聽課后自發走上講臺，就上述議題展開深入探討。

　　李娟回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典論述。《尚書·泰誓上》“惟人萬物之靈”的表述為人權提供了深遠的本體論依據、尊嚴的核心源泉。《論語》“仁者愛人”是仁的總綱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實現仁的一個具體方法，也是底線準則。《禮記》中講述了經典仁政目標“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即國家對各類弱勢群體應有幫扶。

　　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瑰寶早已將尊重生命、珍視價值、倡導平等、維護公正等觀念深植于中華文明脈絡之中，代表了中華民族對人的尊嚴與權利的早期探索，為全球人權文明貢獻了獨特的東方智慧和思想資源。

　　秘魯前總理、前司法人權部部長愛德華多·梅爾喬·阿拉納·伊薩基于自身30余年人權教育經歷分享道，人權有其政治淵源，規則、條例是統治階級表現其統治權力的方式。回顧英美國家人權發展歷史，西方國家人權宣言往往是國內黨派斗爭、政治博弈和國際角逐的產物。

　　阿拉納講到，西方國家往往強調單一方式，并要求其他國家按此遵循、試行，但各國應運用符合本國實際的方式處理人權相關事務，西方不應將其人權標準強加于他國。中國、埃及、秘魯這些擁有數千年深厚歷史底蘊的文明古國，其人權實踐植根于本土傳統文化和現實需求，有其歷史淵源和背景。

　　阿拉納強調，“實行民主時，應根據不同文化、種族、領域區分具體實踐。民主的好壞不應以單一條例作為判斷標準。不論一個國家是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共和國，重要的是能否使本國公民真正受益。”

　　“很多西方國家雖簽訂諸多協議，對人權的實踐與完成度卻十分低效。相反，受西方國家經常批評的其他一些國家在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方面卻成效顯著、人權實踐非常成功。中國應當繼續沿著自身人權實踐道路前進。”阿拉納特別告誡青年學子，不要盲從西方的誤導宣傳，要放眼世界、加強交流。

　　尼泊爾民族獨立黨領導人，聯邦議會眾議院議員、前副議長英迪拉·拉納圍繞基本人權分享實踐經歷。她自十八歲起在人權中心工作，目睹監獄中兒童的無助，毅然投身于幫扶獄中兒童的事業，三十六年里致力于為他們爭取受教育權、安居權和光明未來。數年前，為更有效推進各項工作，拉納決定從政。在尼泊爾，由于缺乏全面完善的兒童保護法律法規，父母入獄后，孩子可能也會隨同入獄，拉納幫扶撫育了兩千多名此類兒童，并在監獄中開課。

　　拉納指出，“如何將人權切實落實至關重要。每個孩子都有權利過有尊嚴的生活，有接受教育、獲得食物和庇護的權利。不同國家的人權實踐，需基于各自社會結構和現實條件，而政治意愿是實現這一切的前提。”

　　突尼斯婦女聯合會主席拉迪亞·杰比·埃普·奇哈講到，人權不僅包含言論自由權、公民權與政治權，還是一個整體概念和綜合權利。“西方談論人權時常常注入過多政治因素，甚至將其作為控制人民的手段。單一維度的人權和自由無法涵蓋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當代突尼斯人民正著力于發展權、教育權等人權領域探索，從而逐步形成對人權的整體認知。”

　　非盟委員會沖突預防司主管人權事務的官員塞拉芬·坎多，從非洲傳統文化中找到與中華文明的內在共鳴。“在非洲，人權概念同樣根植于自身文化，而不僅僅存在于全球通過的法律文件。我們要像中國一樣向年輕人傳授歷史文化中的人權概念。”

　　坎多講到，非洲文化中的“烏班圖”思想倡導“我因你而存在”，呼吁相互尊重，與中國儒家“仁民愛物、天下大同”等理念高度契合。

　　坎多介紹，早在十三世紀初、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之前，非洲就在庫魯坎-弗噶宣布了《曼得憲章》，提倡多樣化中的社會和諧，人、教育、國土完整、食品安全的不可侵犯。該憲章在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人權首先是回應人民需求，學者們在向年輕人講授人權時應把傳統文化納入學術視野，將人權議題根植于各自文明與歷史語境之中。”坎多強調。

　　乍得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乍得人權與環境保護者聯盟秘書長南杰德·阿巴·達烏德坦言，因一直認為只有西方國家才會探討人權議題，起初他和同事、朋友都對中國會探討人權議題表示懷疑。但一路從乍得來到中國參訪考察，他親眼看見中國人民的生活狀態、方式，鄉村與城市發展面貌，深深驚訝于“發展權、經濟權、文化權等在中國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正是非洲現在迫切需要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