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報告：2023年世界經濟現狀及前景

文源：東盟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2023世界經濟現狀及前景

收錄：《大譯編參》2023年第9期，總第285期，大外交智庫（GDYT）外文編譯評議組創辦。

編譯：武建文，《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遼寧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院；孫海涵，《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吳雨彤，《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鄧敏祺，《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審校：石雅風，《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北京市委黨校；吳雨彤，《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終審：馬宇杭，《大譯編參》外文編譯評議員，就讀于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

編譯精選

一、全球經濟展望

（一）全球經濟增長前景

1、全球經濟仍在不斷惡化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已進入下半場（譯者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2015年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2016年1月1日正式啟動），但世界經濟卻面臨復雜外因的劇烈沖擊。

在新冠疫情陰影尚未完全消散之時，烏克蘭危機的再度爆發進一步擾亂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正常運行，能源與糧食價格的抬升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危機，民眾營養不良率再度上升。危機的發酵與擴散推高了全球總體通脹水平，各國民眾實際收入的降低進而引發了全球生活成本危機。與此同時，氣候危機的接連爆發對受災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部分國家甚至引發了人道主義危機。

在此背景下，世界經濟增長率預計將從2022年的3%左右降至2023年的1.9%（如圖1），而2024年將溫和回升至2.7%。整體來看，雖然2022年大多數國家取消防疫措施客觀上推動了各國內需的復蘇，但不斷上升通脹水平卻在削弱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此外，國際供應鏈持續疲軟、各國消費需求減少以及烏克蘭危機延宕等因素也遲滯了國際貿易的恢復與增長。鮮有證據表明上述阻礙經濟恢復的因素已出現消退跡象，因而2023年和2024年全球經濟前景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圖1.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經濟增長率

2、經濟增長面臨巨大阻力

美國2022年GDP增長率僅為1.8%，而2023年的預測值更是只有0.4%。鑒于美聯儲加息周期仍未結束，而美家庭凈資產已出現明顯下降，預計美2023年消費數據將出現顯著下跌。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和建筑成本飆升，住宅固定投資和房屋銷售下降，住房市場受到打擊。房地產低迷引發的消費下降，是美國經濟衰退的根源。

在烏克蘭危機沖擊之下，歐洲經濟所面臨的前景十分嚴峻。預計許多歐洲國家將在2022年至2023年冬季間經歷溫和衰退。盡管歐盟仍在努力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但該地區的能源脆弱水平仍居高位。受此影響，預計2023年歐盟GDP增長率將僅有0.2%，低于2022年的3.3%。已經脫歐的英國情況則更為不堪。英國經濟自2022年下半年起已陷入衰退，而則由于家庭支出急劇下降、政府財政壓力及脫歐導致的供應側不暢等問題難以解決，經濟前景也十分黯淡，預計2023年英GDP將縮減0.8%。

受疫情反復和房地產市場持續緊張的雙重壓力，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僅為3%。但隨著中國疫情政策的調整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放寬，預計2023年中國經濟將增長將適度改善，達到4.8%，但這一預期仍明顯低于疫情前的6~6.5%。

由于地緣政治持續緊張、全球通脹水平整體較高、貨幣和財政政策效用衰減、借貸成本上升以及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速放緩，許多轉型期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前景已經惡化，其中許多國家在2023年更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因為整體旅游業尚未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完全擺脫頹勢，對于島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全球旅游業尚未完全擺脫疫情影響，經濟發展短期前景依然黯淡。內陸發展中國家則由于國際能源價格上漲而面臨運輸成本激增和連通性差距（譯者注：連通性差距為不同地區之間寬帶連接推廣程度的差異。）引發的次生物流挑戰。

圖2. 2021年至2024年，世界產出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3、能源和糧食危機嚴重沖擊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烏克蘭危機的外溢效應波及全球，區域安全問題、黑海港口的運輸限制以及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等因素都加劇了各國能源和糧食供應困境。由于俄羅斯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國之一，且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全球谷物和化肥的主要供應國，因此烏克蘭危機在2022年上半年大幅推升了國際石油、天然氣和食品的價格。2022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惡化，能源和食品價格有所回落。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食品CPI在2022年3月和5月大幅上漲。盡管隨后有所緩和，但食品價格仍持平于2008~2011年全球糧食危機期間的價格峰值（如圖3）。

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下降進一步推動了國內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這可能會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減少化肥進口，同時導致作物產量降低。此外，愈發頻繁、嚴重的氣象災害也可能使一國農業產量短期大幅受挫。

圖3. 聯合國貿發會議食品商品價格指數

4、各國央行將放緩貨幣緊縮步伐

由于通脹將于2022年底觸頂，預計各發達國家的央行將在2023年逐步放緩加息步伐。但短期內，發達國家的利率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強美元周期”也尚未出現結束跡象，這些都迫使發展中國家央行不得不跟進維持緊縮貨幣政策。因此，2023年各國央行仍將面臨降低通脹和犧牲增長的兩難權衡。

5、發展中國家債務脆弱性上升

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隨著經濟增長放緩、金融狀況惡化、“強美元周期”持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和債務脆弱性進一步加劇。2022年，發展中國家借貸成本持續攀升，償還外債的費用也水漲船高，財政壓力陡增，這也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復蘇和為可持續發展融資的支出。

6、全球氣候行動面臨挫折

世界已陷入氣候緊急狀態，過去七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七年。極端高溫使氣候變化風險和極端天氣事件（如干旱、洪水和風暴）變得更加頻繁、嚴重，造成了更大的社會經濟損失。根據國際災害數據庫數據統計，過去十年（2012年至2021年）發生氣候氣象災害的頻率是50年前的四倍多，導致每年有超過1.5億人受到嚴重影響（死亡、受傷、殘疾或無家可歸），年平均經濟損失超過1750億美元。

（二）就業、貧困和不平等

1、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緊張

2022年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收緊，失業率大幅下降，失業率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失業率有所下降，但職位空缺率，特別是服務部門的職位空缺率仍然很高。

美國2022年上半年失業率快速下降，降速較之于經濟活動水平與失業率之間的典型關系（譯者注：即奧肯定律，一般用以描述GDP與就業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這一定律認為,GDP每增加1%,就業率大約上升0.5%）所預測的更快（如圖4）。9月份，美國失業率降至3.5%的歷史新低，遠低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的水平。預計2023年，美國失業率可能會適度上升，與旨在削弱內需的緊縮政策相協調。

圖4. 美國的失業與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

歐洲部分國家的失業率也已降至歷史最低值，包括捷克（2.3%）、德國（3%）和波蘭（3%）。烏克蘭危機的溢出效應可能導致部分歐盟國家在2023年上半年出現經濟衰退，歐洲勞動力市場狀況可能會因經濟活動減少而導致市場需求下降。

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以及亞洲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的勞動力市場緊張引發了對于“工資-通脹螺旋”現象的廣泛擔憂。除了加劇已經很高的通脹之外，這一現象可能最終成為通脹的主要誘因，并鞏固高通脹預期。

按當前趨勢預估，2030年全球仍沒有在消除極端貧困上步入正軌。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通脹壓力激增以及更加頻繁、嚴重的氣候沖擊正在削弱民眾的實際收入，全球貧困人口不降反升。據世界銀行估算，疫情沖擊額外使7500萬至95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又進一步導致了收入增長放緩。據估計，全球人均GDP增長率已從2021的4.9%降至2022年的2.1%，預計2023年將進一步降至1.0%。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預計2022年和2023年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增速均將低于疫前平均水平。照此趨勢估算，2030年全球仍將有5.74億人（占世界人口的近7%）每天的生活費低于2.15美元（譯者注：按世界銀行定義，每天生活費低于2.15美元的人被認為處于極端貧困。）。

（三）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場

1、全球貿易面臨重大挑戰

2023年國際貿易流量預計將進一步減弱，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將近乎停滯。本已疲弱的全球貿易未來仍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包括主要經濟體貨幣緊縮速度和幅度、烏克蘭危機持續時間和強度等。此外，中美貿易仍未出現緩解跡象，這一緊張態勢及潛在的國際市場“分裂”前景也將對全球貿易體系產生持續威脅。

2、商品市場動蕩

烏克蘭危機和俄羅斯供給側限制大幅推高了2022年上半年全球商品價格。而作為燃料、谷物和油籽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俄烏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經濟政策也對全球商品價格產生了顯著影響。據統計，2022年上半年各類別商品指數增長了27.7%(如圖5)。

圖5. 聯合國貿發會議商品價格指數（原圖譯改）

但在2022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經濟衰退預期增大、貨幣政策收緊和美元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多數商品價格都有所回落，其中食品價格指數下跌了12.7%（如圖6）。

圖6. 聯合國貿發會議分類價格指數（原圖譯改）

3、國際投資避險情緒增強

2022年，全球加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經濟前景疲軟引發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撤資潮”，全球金融流動性大幅收緊。在投資者避險情緒增強和市場波動加劇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壓力在2022年下半年明顯加劇。

隨著美國大幅收緊貨幣政策，世界進入新一輪“強美元周期”。美元指數在2022年9月份升至歷史最高水平，且截至12月中旬，該指數仍比2021年底高出6%以上。（如圖7）

圖7.2007-2022年美元指數變化趨勢（原圖譯注）

2022年，發展中經濟體經歷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2022年3月至7月，國際金融研究所追蹤的25個新興經濟體連續5個月出現資本外流，這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仍極易受到國際資本市場波動影響（如圖8）。

圖8. 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投資分布情況（原圖譯注）

避險情緒增強和全球利率上調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無序波動，額外抬升發展中國家的融資風險與借貸成本。而經濟結構脆弱、債務水平較高的國家可能會出現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對各國國內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

美元進一步升值還將增加外幣債務的償債成本，加劇債務違約風險。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已經大幅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能力，其中許多國家實際上已被排除在國際資本市場之外。

而對于仍處于國際資本市場之中的國家來說，債務違約的風險也在逐漸增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截至2022年11月30日，超過一半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其他低收入國家的債務風險已處于較高水平，而外需疲軟對出口的拖累則將進一步惡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壓力。

（四）宏觀經濟政策面臨新挑戰

1、貨幣政策的挑戰

當前，全球復雜的經濟形勢和地緣政治危機的沖擊為各國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帶來了巨大挑戰。在此情形下，各國先是采取了特別的貨幣寬松政策以應對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經濟損失。而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則在遏制經濟復蘇之外額外加劇了各國面臨的通脹壓力。通脹飆升促使各國央行改變政策方向，大幅提高利率水平。而主要經濟體加息則進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進一步不利影響。而在當下經濟預期較差、通脹尚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各國的貨幣政策仍將面臨挑戰。

2、過度緊縮的風險持續上升

面對全球經濟形勢，很多國家可能會制定潛在代價巨大政策來應對，量化緊縮作為減少流動性和收縮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貨幣政策工具受到青睞。

2013年的“縮減熱潮”的景象還歷歷在目。當時美聯儲宣布縮減債券購買規模，導致政府債券收益率大幅上升。美國國債的拋售蔓延到公司債券市場，擾亂了股票市場。金融狀況的突然收緊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嚴重的負面溢出效應，包括資本外流、貨幣貶值和資產價格下降等。現在也許警惕歷史重演。

3、慎重考慮通脹的目標水平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貨幣政策一直是通過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但眼下貨幣政策卻頻頻被用于遏制通脹。由于設立通脹目標有助于塑造公眾對于實際通脹水平的預期，因此，通過在可信、公開渠道承諾將通脹維持在目標水平，央行可以打斷通脹螺旋的傳導鏈條，從而遏制通脹上升。

通脹目標起效的前提條件是央行有能力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即需具備將利率抬高至足以維持目標通脹水平的能力。但是，央行一旦無法保持目標通脹水平并使市場形成“去錨定”預期，那么整個機制將就此失效，并引發通脹失控。

截至2022年，全球已經74個國家（其中包括44個發展中國家）設定了明確的通脹目標，其中大部分在2%至4%之間（如圖9）。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加納的通脹目標為8.5%，塞爾維亞的為6%。

圖9. 部分國家中央銀行通脹目標（原圖譯改）

提高目標通脹水平上限的嘗試可能會損害央行的信譽，進而影響央行維持通脹目標的能力；但無力將通脹目標錨定在一定水平內也會增加通脹失控的風險。因此，對通脹目標進行任何調整都需要深思熟慮，盡量產生減少不良后果的風險。

在疫情反復和烏克蘭危機延宕的背景下，除了重視通脹目標以外，各國還需要實現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更有效協調，努力中央銀行的運作獨立性和信譽。同時，各國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為建立一個普遍的、基于規則的、開放的、非歧視性的和公平的多邊貿易制度的改革而共同努力。

二、危機時期的財政政策：避免緊縮勢在必行

（一）經濟復蘇面臨危機

當前，世界經濟正遭受全球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多重危機的劇烈沖擊，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產生較大壓力。2022年，發展中國家平均GDP較疫前預期水平低3.8%，而發達經濟體則低2%。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世界經濟預計短期內仍難以實現全面、強勁的反彈。而全球通脹水平高居不下則額外給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帶來了重大挑戰。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復蘇面臨著諸多難題：產出損失巨大、就業恢復乏力、糧食安全危機、衛生和教育財政支出削減、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財政支出額度急劇下降等。同時，各國央行正在競相提高政策利率應對通脹，但這在短期內可能會導致各國失業率上升和經濟衰退，甚至繼而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二）財政空間收縮

財政空間指在不危及市場準入和公共財政可持續性的前提下政府調整自身財政收支政策的空間。三年來，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增加了政府財政的負擔，帶來了債務脆弱性風險。隨著現在經濟的恢復和與疫情影響的消退，各經濟體財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逐漸縮小，部分國家在2021年和2022年的總體財政平衡情況有所改善。

圖10.部分國家和地區財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原圖譯改）

但在貨幣貶值、美元計價償債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高度依賴燃料和糧食進口的最不發達國家和依賴國際旅游業創收的大多數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平衡情況仍在繼續惡化(如圖10)。

發展中國家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從2019年的5.4%上升至2022年的10.8%，增加了一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逐漸上升，但財政收入卻急劇下降，這種“剪刀差”現象的存在將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同時，由于征稅時間和實際納稅時間之間的時間間隔，高通脹還可能導致稅收數量和實際效益的下降。

2022年，美聯儲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央行采取了幾十年來最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在資本大量外流、貨幣幣值承壓和通脹高居不下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央行別無選擇，只能跟進加息。在產出遠低于預期、總需求疲軟的環境下，發展中國家急劇收緊貨幣政策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同時，利率上升還將推高發展中國家的償債成本（如圖11），加重各國的償債負擔。

圖11. 貨幣貶值導致預計增加的外債償還額（原圖譯改）

（三）避免財政過度緊縮

一般認為，財政緊縮有助于遏制通脹水平、減少公共債務，減少財政赤字是降低通脹壓力的最佳解決方案。但財政赤字和通脹水平間的正相關關系可能并沒有預想中的顯著，甚至部分情況下二者根本不存在相關關系。

財政緊縮將對短中期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消極影響，而目前發展中國家要求財政緊縮的壓力可能會使社會保障性財政支出削減，給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帶來進一步的資金壓力。此外，適度通脹可以降低實際債務壓力，為額外的財政支出創造空間。但當且僅當發展中國家政府將通脹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的時候，通脹對于財政的積極影響才具有可持續性。

政府可以通過優先考慮特定部門的公共投資需求來控制公共支出，從而緩解通脹壓力。通過提高生產能力、緩解供需失衡，公共投資可以繼而緩解一國國內通脹壓力。此外，提高生產能力還可以增加稅收規模，改善財政收入狀況。

（四）以持續性財政支出促進經濟復蘇

為促進經濟復蘇，發展中國家政府不僅需要提供持續且穩定的財政支出以緩解危機對于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影響，還需要擴大對包括衛生、教育、社會援助、可持續基礎設施和能源轉型等可持續發展目標領域的公共投資。同時，各國政府還必須確保自身債務的可持續性，避免在外部融資條件收緊之時發生債務危機。從短期來看，發展中國家政府可以有限調高財政赤字、擴大財政空間，最大限度地積極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

落實到具體行動：第一，政府需要重新調整財政支出分配，將其優先用于幫扶弱勢群體。第二，政府需要將資金投向乘數效應明顯的產業部門。第三，政府需要努力改善稅收基礎、改進收稅方式。第四，各國政府需鼎力合作，共同幫助發展中國家及時獲取較低成本的資金。最后，國際社會應朝著緩解債務負擔，擴大全球公共產品的融資規模的方向不斷努力。

1、保護弱勢群體

當前經濟形勢再度證明了建立或強化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安全網機制。安全網機制的建立使弱勢群體可以臨時獲得針對性現金轉移，而這一機制的缺失則將導致低收入國家必須依靠昂貴的、無針對性的直接補貼、關稅減免或鎖定物價等傳統財政措施。

IMF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03個新興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中，有45個國家的政府在2022年為緩解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社會和經濟影響而推出了相應政策措施，而這類措施的財政成本中位數占該國GDP總量的約0.6%，這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壓力在過去的一年里進一步增加。

2、擴大政府財政規模與提高政府財政效率

發展中國家需要探索全新的政策路徑，在實現擴大生產、提高收入和促進就業的同時避免進一步增加通脹壓力。從目前來看，各國的政策選擇大致可分為兩類：擴大政府財政規模或提高政府財政效率。注重擴大政府財政規模意味著在現有財政空間內提高政府支出的質量和效率，而注重提高政府財政效率則意味著努力擴大政府財政空間，而這主要是通過加強政府收入來實現的。

各國政府需要在保護弱勢群體的緊急支出和擴大經濟生產能力的發展支出之間做出取舍，而這種決策并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而是取決于各國實際的經濟情況和具體的融資需求。同時，政府還需要繼續致力于反周期的財政立場，以及實現更廣泛、負責任的治理。為了有效利用現有的財政空間，政府將需要重新確定支出的優先次序，把重點放在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活動和項目上。政府還需要優先考慮調動國內資源。在財政空間減弱的情況下，政府還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減少支出，釋放資源。

3、更好的公共投資目標

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優先考慮綠色投資以助力后疫情時代的金融復蘇。以薩摩亞為例，作為一個頻繁遭受自然災害的國家，氣候變化正成為薩摩亞實現《巴黎協定》減排承諾的巨大阻礙。為此，薩摩亞正在實施包括擴大可再生能源使用、鼓勵使用節油車輛、有針對性地推動綠色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等在內的一系列綠色戰略。但是，盡管薩摩亞獲得了一部分氣候融資，但其“綠色革命”仍然存在巨大資金缺口。類似薩摩亞受資金困擾的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這些國家正在努力探索包括碳稅、公私伙伴關系和綠色債券在內的各種國內國際機制，從而為其經濟的綠色轉型進行融資。

4、提高基礎財政收入

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支出需求，提高財政收入與優化調動國內資源的能力對于擴大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財政空間至關重要。隨著疫后經濟逐漸恢復，政府稅收也應逐步回歸正常軌道。在這個時候，一些國家推出了延期報稅的政策，如博茨瓦納、尼日利亞等；一些國家則暫時停止收取罰金和利息其他國家如孟加拉國和印度；還有一些國家引入了臨時性的稅收變化，包括降低稅率，以應對危機，如埃及。取消上述臨時措施可以有效恢復這些國家的財政空間，但在這一過程中必須保證政府的合理決策與政策的有效執行。

除了舉債和恢復財政空間之外，發展中國家還可以通過提升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以調動更多的內外資源，而貨幣、匯率、宏觀調控和對資本賬戶采取管理措施則可以幫助政府拓展財政空間。

5、對資金流動提供機制支持

域內國家簽訂區域協定將有助于保護簽約國免受國際游資的不利影響。例如，一項擬議中非洲區域金融協議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更加穩定、流動性更強的主權債券市場。這個市場可以通過降低融資成本、穩定物價來改善流動性，以地區金融機制對全球金融機制進行補充。這一地區機制將需要非洲國家獨立提供資本基礎，輔以外界在機制或資源上的對接或支持。據估算，在非洲維持這樣一個地區性金融機制需要400~800億美元可用資金的支持。但從長期來看，債務重組和減輕債務負擔仍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創造財政空間、提高償付能力以及增強債務可持續性的不二選擇。

6、提高債務可持續性和減輕債務負擔

國際社會也可以通過降低發展中國家融資成本幫助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多的財政空間。尤其是對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和島嶼發展中國家這種難以獲得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機會的國家來說，全球和區域金融機制對于解決這些國家日益嚴重的債務脆弱性及流動性需求至關重要。此外，各國需要擴大多邊融資規模來提供進一步應急支持，不僅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還是為了應對新冠疫情與其他健康威脅。

7、全球公共產品融資的創新

鑒于助力經濟恢復和保護弱勢群體已經擠占了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部分財政空間，這些國家可用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金就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據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在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融資缺口約為4萬億美元。而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每年的該項融資需求目前估計在2030年之前將增至5.8~5.9萬億美元。

2023年，多種全球危機的疊加共振將進一步阻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困境”的風險進一步增大，并可能將造成毀滅性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但這一不利前景也可以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加以避免。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政府可以通過擠入私人投資、增加財政乘數的方式提高財政支出效率，而處理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暫時性流動性風險則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如提供更多低成本融資、減少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以及擴大全球公共產品的融資規模等。

三、區域發展和展望

（一）發達經濟體

1、美國：經濟形勢急劇惡化

受2022年美國國內通脹高企和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美金融市場出現明顯頹勢，股票和債券價格整體下跌。標普500指數（譯者注：標準普爾的信用評級，該指數以客觀分析和獨到見解真實反映政府、公司及其它機構的償債能力和償債意愿而廣受全球投資者關注）在2022年1月至9月期間下降了23.9%，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降了近30%。此外，加密貨幣價值也受到嚴重沖擊，如比特幣在2022年初至12月中旬這段時間內價值下降了65%以上。

2、日本：多重沖擊導致經濟復蘇放緩

日本2023年GDP增速預計為1.5%，略低于2022年1.6%和2021年1.7%。盡管增速不快，但日本仍將是2023年經濟表現最好的發達經濟體之一。在2022年，雖然日本防疫政策調整部分釋放了內需，但中國的經濟形勢對日本的出口產生了較為顯著的不利影響。“芯片荒”余波、日元疲軟導致的進口成本激增以及以美歐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放緩的風險，都助長了日企的悲觀情緒，以至于在經濟重新開放后，國內勞動力市場仍然緊張。

3、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通脹高企引發經濟衰退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2022年均面臨較高通脹壓力，兩國年平均通脹分別約為6.5％和7％。通脹高企且仍趨上漲促使兩國央行加快了貨幣緊縮的腳步。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在2022年5月至10月間六次提高政策利率，共計250個基點。新西蘭儲備銀行則將政策利率從1月的0.75%提高到2022年9月的3%（如圖12）。兩國的利率上升和政府對于信貸的限制使房地產行業首當其沖，房價下跌較為明顯，而住房價格的下降損害了建筑投資，這可能會產生負面的財富效應并進一步抑制家庭消費。預計2023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GDP增長將放緩至2%左右。

圖12.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通貨膨脹和中央銀行政策利率（原圖譯改）

4、歐洲：能源危機帶來的潛在衰退

烏克蘭危機延宕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的經濟前景。飆升的能源價格已將歐洲的通脹水平推至數十年來的高點。能源和生活成本的增長正在使歐洲的經濟脫軌，以至于幾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由于歐洲央行為遏制通脹再度加快加息步伐，歐洲市場流動性已經收緊。在經濟活動減弱、借貸成本上升以及需要緩解高能源價格對家庭和企業的影響的情況下，歐洲的財政前景變得更具挑戰性。

（二）轉型經濟體（譯者注：前蘇聯加盟國）

1、獨聯體國家和格魯吉亞：受烏克蘭危機的強烈沖擊

烏克蘭危機不僅直接導致俄羅斯經濟衰退、烏克蘭生產力大幅下跌，其外溢效應還將對鄰近地區其他獨聯體國家的經濟造成明顯影響。并且，除獨聯體國家周邊地緣政治危機引發的經濟下行風險以外，全球金融狀況收緊、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性與高企的全球通脹水平也加重了這些國家短期內的經濟脆弱性。

在獨聯體國家中，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受影響最大。由于出口貿易受到烏克蘭危機、西方制裁和歐洲供應鏈中斷的限制，信息技術部門勞動力的外流，以及除俄羅斯外基本沒有其他外資來源，白俄羅斯2022年經濟出現明顯衰退（譯者注：2022全年白俄羅斯GDP同比下降4.7% ）。摩爾多瓦則由于接收了大量烏克蘭難民，且該國電網因與烏克蘭相聯通而頻繁停電，其經濟短期內仍將停滯甚至陷入衰退。其他幾個獨聯體經濟體的經濟則受俄羅斯人口流入、企業（尤其是信息技術和金融領域）遷入等因素的影響好于預期。

由于盧布走強和資本流入增加，獨聯體部分國家和格魯吉亞貨幣的匯率大幅升值（如圖13），這對這些國家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觀察到的資本流入趨勢也可能是不穩定的，并構成風險。貨幣波動對匯率的影響可能對企業不利，而大多數獨聯體國家的匯率對沖選擇有限且成本高昂。盡管大多數獨聯體經濟體對俄羅斯的出口機會增加，但由于基數效應和貨幣緊縮的影響，它們的經濟增長預計將在2023年放緩。

圖13. 獨聯體部分國家和格魯吉亞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原圖譯改）

由于食品和能源價格不斷上漲、供應鏈中斷和移民潮沖擊，2022年獨聯體國家的通脹水平達到了高水平，而隨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回落，國內需求可能放緩，預計2023年通脹將放緩。

俄羅斯的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良好態勢，在2022年夏季失業率降至4%以下的歷史最低水平。然而，工作休假計劃和工作時間的減少降低了實際失業率。9月份宣布的部分軍事動員將直接和通過相關的移民外流對勞動力供應產生負面影響。在烏克蘭，經濟急劇收縮和人口流離失所導致失業率急劇上升至35%，預計未來幾年失業率還將繼續上升。

2、東南歐：從2022年初的強勁開局到活動放緩

東南歐各國經濟在2022年出現了溫和增長，其主要驅動力是以消費為代表的強勁內需。然而，該區域較高的能源成本和嚴重干旱的氣候不利于農業和水力發電的發展，在年末抑制了經濟活力。盡管受到早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但預計2023年GDP增長將進一步放緩。而2023年通脹將略有下降，但可能仍高于歷史趨勢。

在該地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對相關國家影響最大的是能源安全風險、再工業化步伐緩慢以及撫養比（譯者注：指在人口當中，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不斷上升。盡管域內各國正在通過“開放巴爾干”倡議（譯者注：該倡議著眼于西巴爾干地區，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邊界的共同市場）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但這一倡議不能取代成為歐盟成員國這一政策支柱的目標。任何政治不穩定的死灰復燃都可能使經濟發展脫軌。

（三）發展中經濟體

1、非洲：地區失衡加劇，安全風險上升

由于內外環境動蕩、不確定性較強，非洲經濟前景預計將保持低迷，與疫前預測相比相差較大。從整體來看，由于投資低迷和出口下降，預期非洲地區2023年實際經濟增長率將從2022年的4.1%降至3.8%。從地區來看，東非和西非地區的經濟增速將加快，中非則將趨于穩定，而南非預計2023年經濟增速將降至1.5%，其2023年的形勢仍將不穩定。（如圖14）

圖14. 非洲各區域實際經濟增長率（原圖譯改）

由于疫情期間高額的醫療及社保支出，非洲各國政府的財政狀況整體趨于惡化。部分非洲國家的社會和政治仍不穩定，因而鄰國爆發動亂的風險外溢仍將持續作為非洲各國經濟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因素而持續存在。在2023年非洲整體面臨極大經濟下行風險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訴諸于財政改革以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保證本國債務的可持續性。但總體來看，實現這些目標十分困難。

2、東亞：復蘇脆弱，挑戰加劇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增強、中國經濟重啟的背景下，東亞的經濟復蘇仍面臨挑戰。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在2021年反彈至7%之后，預計將在2022年放緩至3.2%。盡管預計2023年經濟增長將加速至4.4%，但這一預測仍面臨重大經濟下行風險。

中國與東亞國家間緊密的貿易和金融往來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受到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預期，中國的經濟復蘇將帶動整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然而，考慮到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不能排除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弱于預期的可能。數據表明，2023年中國GDP增速每下降1個百分點，東亞經濟體的整體GDP增速就會下降0.06~0.41個百分點（如圖15）。此外，在經濟上的短期困難不應阻礙東亞地區致力于實現氣候目標的共同努力。總的來說，東亞經濟體需要在刺激內需與應對高通脹、債務上升之間謹慎權衡，并需提防外部經濟態勢進一步惡化。為此，這些國家應通過在人力資本和綠色能源領域加大投資推動經濟轉型，從而增強自身經濟長期韌性。

圖15. 2023年中國GDP增長下降1個百分點對其他東亞國家的影響（原圖譯改）

3、南亞：被全球經濟下行所裹挾

在全球經濟下行及地區各國國內經濟形勢嚴峻的背景下，南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前景也趨于惡化，GDP增速（如圖16）預計將從2022年的5.6%降至4.8%。總體而言，全球需求減弱、貨幣政策收緊、供應進一步中斷、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以及新冠病毒變體的出現，將在2023年給南亞帶來重大風險。而隨著南亞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該地區各國央行加速加息，并大力干預，以防止貨幣進一步貶值。整個區域的財政和國際收支融資需求加劇。此外，不斷上漲的全球糧食和能源價格加劇了糧食安全壓力，破壞了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進展。

圖16. 部分南亞國家的GDP增長（原圖譯改）

4、西亞：石油繁榮掩蓋了區域內經濟復蘇的差異

西亞經濟體2022年的平均增長率估計為6.4%，略高于2021年的6.2%。但由于外部因素不太利于西亞經濟發展，因此預計2023年該地區的經濟增速將降至3.5%（如圖17）。受石油產量擴大和國際油價上漲的雙重提振，西亞的原有生產國正在從2019年開始的衰退中復蘇。雖然預計國內需求將穩步復蘇，但外部經濟條件預計仍將緊張，這限制了增長前景。2023年的全球經濟下行可能會削弱對原油的需求，并對產油國產生不利影響。而本地區非產油國的經濟則在外部條件惡化和財政限制等不利因素的影響下保持疲軟態勢。此外，由于西亞國家高度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的小麥出口，該地區的糧食安全問題恐將進一步加劇。此外，西亞地區久拖不決的地區熱點問題仍頻繁引發沖突，且這些問題短期內幾乎都難以實現政治解決，這將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期隱患。

圖17. 西亞的增長預測（原圖譯改）

5、拉丁美洲和海地區：經濟增速驟降加劇了政策困境

拉美和地區的經濟前景正在迅速惡化，外部環境充滿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空間有限，通脹持續上升。反復出現的全球沖擊繼續阻礙增長，此外，主要經濟體的放緩將抑制整個2023年的出口增長。在2022年估計增長3.8%之后，預計2023年該地區GDP增長將放緩至1.4%。該地區迫切需要提高增長表現，但目前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足以改善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條件，致使貧困指標已經停滯了十多年。短期內，下行風險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前景。

該地區應對復雜經濟環境的政策制定者面臨著在增長、通脹、金融穩定和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之間做出艱難權衡的困難，而政策方面的失誤可能會加劇經濟放緩。錯誤的做法如迅速轉向財政整固或激進而長期的貨幣緊縮，可能導致前景進一步惡化。短期內增長緩慢和就業創造乏力將限制減貧成果。由于通脹上升和資本流入減少，大多數央行都加速了貨幣緊縮。然而，預計加息將大幅減緩2023年的信貸增長。各國央行現在需要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仔細調整前進的方向。在該地區整個2023年通脹趨于下降的經濟體中，央行可能會考慮放寬政策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支出。

譯者評述

該報告從全球經濟展望、危機時期的財政政策、區域發展與展望三個部分進行闡述，2022年世界經濟受到多重打擊，受烏克蘭危機爆發并持續的影響，能源等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飆升，全球經濟面臨著高通脹、低增長的壓力，而縱觀近幾年的世界經濟發展狀況可知，一旦經濟陷入高通脹、低增長的局面，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所能發揮的作用將十分有限，所以在2023年世界經濟仍面臨層層壓力，糧食和能源危機、高通脹、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等多重挑戰將使世界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局面下，宏觀經濟政策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該報告給出了答案：避免緊縮勢在必行。我們都知道在經濟滯脹這種情況下，如果實施擴張性政策將會加大通脹壓力，然而實施緊縮性政策則可能導致本已疲軟的經濟更加不振，那么如何能夠把握好實行經濟政策的“度”呢？這就需要各國政府結合本國國情與世界經濟形勢去制定相應政策。

以中國為例，在新冠疫情多輪傳播導致的不斷封城、房地產行業超預期下行等因素的影響下，2022年中國經濟整體增長較弱，隨著黨的二十大的召開以及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斷優化，中國經濟將持續向好。面對后疫情時代高通脹、低增長的經濟壓力，中國選擇主動降低赤字率，減少因為疫情后的貨幣放水，回歸常態貨幣政策，然后尋找新的刺激經濟的方式。[1]該報告也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進行了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狀況將得到極大的改善，經濟增長將加速，預計達到4.8%，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2023年中國經濟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最大積極因素。可以看出，世界看好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將中國視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引擎”，這將提振全球投資者的信心。

目前來看，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發展狀況尚不明晰，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全球經濟將逐步邁向供給側主導的時代。比如中國在后疫情時代的經濟概貌大致是不斷強化的供給側與需求側雙輪驅動。

展望未來，為應對多重全球危機、讓世界回到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正確軌道上來，該報告認為，加強國際合作勢在必行。世界多極化格局正在深化、經濟全球化不可逆轉，全球主要國家應共謀和平與經濟增長、打造開放繁榮的多邊主義國際經濟環境。事實上，報告中聯合國加強國際合作的呼吁與我國的政策措施具有一致性，中國一直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加強同各國的團結協作。這表明中國一致以來的相關政策是正確的、為世界作出貢獻的、具有參考價值的。在未來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提出的經濟發展新要求，不斷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水平，為全球經濟治理和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問題互動

問題1、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在經濟前景普遍惡化的情況下實現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融資需求？

問題2、為了應對多重全球危機，國際社會可以在哪些方面開展更有力的國際合作？

譯文拾貝

1、export-oriented economies：出口導向型經濟體

2、flight to safety：（投資者）躲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