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得到緩解，經濟發展回升向好，經濟運行實現了良好開局，但經濟運行好轉主要是恢復性的，內生動力不強，需求仍然不足。

當前我國國內經濟恢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既有內部“三重壓力”不斷演進的因素，也有外部百年變局演進，國際環境更趨復雜嚴峻的持續影響；既有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受損等疫情疤痕效應，也有疫情前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持續沖擊。

治本之道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著力推進經濟轉型升級，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我們不乏勇氣和智慧。20世紀末，迫于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福利分房難以維系壓力，我國加快了住房商品化和貨幣化改革。這不僅幫助國企改革回籠了部分資金，還培育了住房消費新的經濟增長點。21世紀初，我國創造性地利用外匯儲備注資的方式，支持國有銀行股改上市。這既化解了國內銀行業系統性風險，又實現了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更成功抵御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

對于防范化解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債務等重點領域風險，現在“小作文”滿天飛，但舊辦法多新辦法少、計劃的多市場的少。對此，要直面問題、迎難而上，拿出更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具體到前述兩大風險，要在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和現代財政制度的框架下拿出一攬子解決方案，要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要防止政策“翻燒餅”。

在當預期轉弱說了兩年之后，現在做比說或許更重要。只有穩住經濟，才能提振信心。如2022年底，防疫措施和監管政策優化，改善了市場對于中國經濟復蘇前景的預期。結果是，2022年底2023年初，在“強預期、弱現實”背景下出現了“股匯雙升”。之后，隨著經濟復蘇勢頭放緩，國內金融市場才再現調整行情。

結構性改革大都是長期的、漸進的，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短期離不開必要的政策支持。2023年6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必須采用更加有力的措施，增強發展動能，優化經濟結構，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并強調具備條件的要及時出臺、抓緊實施，同時加強政策措施的儲備，最大限度發揮政策綜合效應。會前的意外降息揭開了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的序幕。

宏觀調控要與時俱進、順勢而為。首先是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與1998年和2008年的危機時不同，現在我國宏觀杠桿率特別是居民和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大幅攀升。根據社科院的數據，1997年底，我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分別為5%、91%和10%，2008年底分別為18%、95%和28%，2022年底分別為62%、161%和50%。因新冠疫情三年現金流受損，目前居民和企業部門加杠桿意愿和能力減弱。貨幣政策只能提供流動性卻解決不了現金流問題，需要財政政策更加積極，通過政府部門加杠桿，改善市場主體償付能力。一旦居民和企業部門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未來政策救助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其次是消費端要進一步加力。長期以來，擴大政府投資是我國危機應對的政策發力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兩年四萬億一攬子投資計劃，驅動中國實現了經濟V型反彈。不過，當年民間投資只占到固定資產投資的百分之三四十，經濟體量也僅有二三十萬億元。現在民間投資占比百分之五六十，經濟體量高達一百二十萬億元，政府投資的撬動作用顯然難及從前。當前國內物價低迷，其實質是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消費是企業收入的來源。最終消費需求不足，同時外需又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企業缺乏擴大生產和投資的積極性，導致政府投資難以帶動社會投資。宏觀調控應在擴大消費方面多下功夫，圍繞穩住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發揮財政、貨幣、產業及社會政策的合力。長遠看，這也有助于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本文原載于《中國外匯》2023年第14期）

實習編輯:李文玉 | 審校:陳筱娟 | 審核:李震 | 監制:萬軍偉

（來源：《中國外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