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上說將來中國的國運如何-北京風水氣數已盡曾仕強
自古以來遷都、定國都都是一國之大事,每當談及一國國都,就避免不了談到國運。
在古代,古人常常將國都與國運聯系起來,相信選好國都能國運昌盛。
而在近現代,也有過關于定都的爭論,那就是孫中山提出的定都伊犁。
這一主張在部分人看來是無稽之談,但有一部分支持者認為可行,直至今日仍有人設想定都伊犁會是怎樣的光景。

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一路從無名小輩成長為革命領袖,他無疑是一個有遠見與謀略的人,不會毫無根據地胡說八道。
那么這一主張是否可行呢,孫中山又為什么會想到將伊犁作為國都備選地址。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國都眾多,每一個都是一國重心,每逢改朝換代,新的朝代開始,就免不了定都的討論。
歷史上有的君王會摒棄前朝舊都,另尋新的地址,也有的會直接沿用前朝國都。
而這些選擇的前提條件都是有利于國家的發展,能夠入選國都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優點。
孫中山在推翻清政府統治后建立中華民國,自然也要面對國都選址的問題,這種大事不能是他一人獨斷,于是就有了共商國都的一幕。
關于新國都的選址,各人有各自的選擇,討論得熱火朝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北京、南京、武昌等多個城市都加入了國都的備選。
武昌能夠入選國都備選是毫無異議的。
首先作為打響革命第一槍的地方,武昌具有其他地方無法替代的特殊意義。
它是這場革命的發源地,歷史書里它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假設將武昌作為國都,每當有人提起國都,就會想起那場革命,想起革命先烈的犧牲和流血。
每個人都會銘記今時今日來之不易,這有利于團結民心,鼓舞士氣,讓國家上下一心。
其次,作為一國中心,國都當然是要起到帶動作用,促進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
武昌本身是一個大城市,相對一些中小城市,它具備工業基礎,不需要從零開始。
且武昌所處的地理位置優越,地處平原,又有水陸交通,氣候適宜,是個宜居的城市。
最重要的一點,選擇武昌會是多數人贊同的提議,減少因國都選擇帶來的地區沖突。從各方面來看,武昌都有資格做國都。
相反,如今的國都北京在當時則是被一致否決。
這是因為當時清政府雖被推翻,但其勢力沒有被清掃徹底,思想解放也還未取得重大進展。
受到舊封建思想的影響,居住的人中仍有人支持清朝復辟。
新舊勢力交替,正處于混亂狀態的北京成分復雜,不利于局面的掌控。
真將北京作為國都的話,一系列后續事宜太勞心勞力,所以即使北京有著濃厚的歷史色彩和相對完善的設施,最終也沒能入選。
而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背靠長江,人文歷史氣息濃厚,且有黃河、淮河、長江作為天然防線。
基于南京天然的水運條件,也為了便利物資運輸,曾經作為國都的南京開通了水運,并打下了經濟基礎。
可在這建都的朝代都氣運不長,即使明知是客觀條件的影響,仍有看中風水的人認為南京不利國運。
加上太平天國也曾將南京作為國都,后期一片亂象,而當時孫中山還未占據南京,所以南京并不是一個首選之地。
至于其他城市,在武昌面前都不具備競爭力。于是經歷一輪討論和比較,最終武昌在一眾備選城市中脫穎而出,這是眾人樂于接受的結果。
就在眾人認為將定都武昌時,孫中山卻提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伊犁。
邊境地區給人的感覺都逃不了蒼涼,尤其是當時的新疆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氣候的影響,發展受到限制,在經濟上整體與中原地區比不了,并不如現在那樣給人呈現山美水美的印象。
那時的人提起新疆這種邊境地區,第一印象就是荒涼落后,物資貧瘠,觀光旅游也少有人去,更別提定居在那里。
伊犁舊照
在眾人眼里,國都定在新疆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提議,更是他們從未考慮過的。
因此,當孫中山提議定都伊犁時,眾人都有些不解,一開始都不看好這一提議。但孫中山敢提出這個地方,自然有他的道理。
新疆荒涼,但如同每個省份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新疆也有自己的省份城市烏魯木齊,如今也是一個旅游景點。
可在這之前,新疆的中心城市是“伊犁”,集經濟中心、軍事中心與政治中心于一體,是新疆地區的中心。
伊犁相比新疆其余地區,被譽為“塞外江南”,由此可見當地的自然條件還是不錯的。
而從自然資源方面來看,伊犁埋藏有各種各樣的有色金屬和礦產資源未開發,這對于急需發展工業的中華民國是一筆寶貴的財產。
新疆的落后代表它有大片待開發的地區和資源,從基礎開始建設時無需顧及太多,發展工業還能就地取材。
早在漢代時,伊犁就被記錄入《漢書》,只是當時它還不叫“伊犁”,而是叫“伊列”。
那時廣闊的西域地區孕育了適應環境的少數民族,這些民族組成自己的部落,在西域瓜分資源,互劃界限,發展各自的經濟文化。部落間也有敵對與聯盟關系,自成一方天地。
可這番蓬勃景象在統治者眼里意味著不好管控與動蕩,要想穩住局面,必須要有個管轄他們的機構。
而當時的交通和信息的傳達遠不及現在便利,國都又與西域邊境相距甚遠,來回一趟要花費許多時間,所以只能讓當地做好治理。
伊犁當時居住的多是西突厥一支的部落,比起其他地區文化沒有那樣多元,部落間也更好溝通,是個不錯的突破點。于是唐朝時伊犁開始被重視起來,逐漸成為西域地區的中心。
到了清朝,伊犁才正式確定叫這個名字。
自唐代后,伊犁成為西域地區管轄的中心地區,官員多是從當地提拔,歷朝歷代投入的資金幫助伊犁發展起來。
而在清朝統一西域后,更是在伊犁建起了“伊犁九城”,進一步促進伊犁的發展。
清朝大規模開發伊犁河谷,讓伊犁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塞外江南”。
從地理位置上看,伊犁位于我國西部邊陲,部分地區與鄰國接壤,作為邊境城市是鄰國覬覦的對象,也是不可放松戒備的邊陲要地。
它所處的位置既給它帶來危險,又讓它成為國內外往來貿易的一個樞紐,清朝就有意將伊犁打造成一個繁華的邊陲城市,以此加固邊防。
但無論伊犁怎樣發達,都改變不了當時新疆整體的落后狀況,開發投入的成本是無法預估的巨額。
國都的選址關乎整個國家的未來,一般在易守難攻的地方,爆發戰爭后不會第一時間淪陷。
而伊犁的位置注定它會是被戰火波及的前線地區,從這一點來看,選擇伊犁做國都不是個明智之舉。
這一點孫中山并非沒有考慮過,只是他的眼光放得更加長遠,重心不只是放在本國,更是放眼整個亞洲。
孫中山選擇伊犁是結合了亞洲的整體局勢,一國領袖都有將國家發展壯大的雄心壯志。
孫中山也不例外,他希望在他的帶領下能征服整個亞洲,實現天下大一統。
伊犁正好就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上。
放眼整個亞洲,伊犁位于中心位置,雖然面臨著鄰國的威脅,但也恰好是一個對外關口。
此外,伊犁地形復雜,不止有平原,也有高山丘陵,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另外,伊犁能成為國內外往來貿易的樞紐,得益于它擁有霍爾果斯口岸這一貿易通商口岸。
霍爾果斯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地,在蒙古語中意為“駝隊經過的地方”,是千古驛站,連接中外的貿易。
定都伊犁,借助貿易,可以更快更及時地掌握周邊國家的動態,邊境的異動也可以第一時間發覺,從而做好防范,這都是基于歷史的教訓。
在十九世紀中期時,新疆地區曾被沙俄入侵。盡管被奪走的土地后來被左宗棠收復,但清朝國力漸衰,對邊境的管轄力不從心,新疆地區始終是西方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
清政府被推翻后,正是內憂外患的時候,國內各股勢力相互爭斗,復辟之聲不斷。
新政府脆弱之際,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瓜分中國領土的意圖毫不掩飾,隨時可能對新疆地區出手,保衛邊境領土是不可拖延的事。
這是孫中山考慮的一點,假設定都中原地區,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力度會被削弱,定都伊犁則能解決這一問題。
另外,由于自古以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的權力爭斗,民族之間爆發過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民族間敵對、歧視的情況,極端分子一直試圖從內部分裂,不惜與虎謀皮,與西方列強合作。
要想讓全國上下一心,就必須消除這些矛盾和極端分子,定都伊犁能有效調和民族間的矛盾。
且伊犁也有從中原地區過去經商或是被貶的漢人,經過多年發展,融入了當地,讓民族和諧統一的工作有了突破點。
至于伊犁的發展問題,當時新疆本地受教育程度遠不及中原地區,后期發展新疆也不能缺了人才和勞動力。
孫中山對此的計劃是調集人才去新疆,并完成部分人口的遷居,促進新疆的發展。
從亞洲地圖上看,伊犁西北方鄰近俄羅斯及中東地區,西南鄰近印度,東南則是面向中原地區。
將伊犁建設好,開發新疆地區不僅是有利促進中原與新疆的人口、經濟流通,協調資源分配,也有利于加固邊防對鄰國起到威懾作用。
孫中山的遠大抱負是征服亞洲,看中伊犁的點就是新疆地域遼闊,可以用于訓兵養兵。
新疆山脈
一旦與周邊國家爆發沖突,無須從中原地區額外調集兵力,直接從新疆地區抽調兵力,及時快速地應對突發情況。
戰場上下一秒會發生什么是不可預料的,能否搶占先機關乎最終的勝敗,在孫中山的預想中,新疆地區會被建設成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地區。
統一國內后,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對外出征,實現自古以來統治者的一個執念,統一亞洲,并帶領國家走向世界。
將國都定在中原地區固然能節省一些功夫,但這在孫中山征服亞洲的計劃中變成了問題,所以他才會在眾人選出武昌時提出異議。
當然他也不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的人,國都的選址還是聽從多數人的意見,他只是說出自己的想法。
最后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中華民國最終定都在呼聲一般南京。
這是因為當時的武昌受到權勢爭斗的影響,動蕩不安,而恰好又收復了南京。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國都定在了北京。
對此有人提出假想,如果新中國或中華民國的國都定在伊犁會怎樣,會不會如孫中山設想的一樣實現征服亞洲的偉大理想。
北京舊照
沒有發生的事無法知道結果,就像那些備選城市一樣,伊犁不是沒有短板,國都的選擇比起美好的設想,更應該順應國情和眼下的實際情況。
伊犁沒有成為中華民國的國都應該是孫中山預料中的事,機緣巧合下選擇南京或許是當時最合適的方案。
孫中山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親眼見證新中國的成長,沒能參與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歷程。
雖然國都不在伊犁,但新中國依舊頑強地在風雨飄搖中健壯成長。
即使孫中山定都伊犁,統一亞洲又談何容易,在當時的國情下,這只能是他的一個美好理想。
鮮紅的五星紅旗在北京升起,恢弘的紫禁城迎來它新的巔峰。
新中國一步一個腳印,最終如孫中山所愿,站上了世界的舞臺,中國人走出國門,將飄揚的紅旗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